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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儿子
当我首次到达新四军的旋风纵队时，一个小鬼被分配来为我们服务。那位伴随我的女记者也获得了同样的照顾。虽然这是游击队的习惯，但是我仍然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不仅仅是让小孩来服侍我，而是儿童参军的问题。
象在新四军主力部队一样，这些小孩都被分配来做每天早晨烧开水，清扫军官或是政治领袖的房间，以及送信等等之类的轻活。他们每天需要花的大量时间来学习读和写，或是上课。长大以后，他们“毕业”去当卫兵或是士兵，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军队的指挥官。在他们中间，一股全新的力量进入了中国社会——他们是在战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也深深地扎根于革命意识之中。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然而对于这些小孩我看不出有其它的出路。如果说军队生活对于儿童来说是太严酷了，那么这种严酷比起那些在工厂和小作坊里工作的儿童的悲惨命运来说，还不及后者的一半。除了那些富家子弟，中国的少年儿童遭受了横扫中国大地的所有的灾难。
我不时地听到在中国的外国人声称这些游击队里的小鬼是为了那些军官们同性恋的需求而保留下来的。这是那些病态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可以说我很天真或是我在撒谎；但是在军队里很难遮掩住任何事情；军队是集体生活在一起的；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金鱼缸。中国的军队里，没有什么是士兵们不敢传说的；战争让他们完全坦白，而且即使是一个人会对你说谎，其他人也会告诉你事实真相。
分配给我的小鬼是游击队里多数小鬼的一个“典型”。他的名字是沈国华，而虽然他说自己是十或十一岁——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准确的——他看起来却象更加小一些。他拥有中国儿童那种奇特的智慧，他告诉我，他非常小是因为在他做“乞丐”时，从来没吃饱过，而且生病的次数太多。那是很久以前了，他解释说，当他“非常小”的时候。土匪冲进了他在河南的家，烧光了它，杀死了他爸爸，打伤了他的妈妈。他的两个哥哥为了谋生都参了军，而在这次灾难以后，他不得不去要饭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妈妈。
他记不起来那时他是多大了。他妈妈告诉他拿着一个碗，站在一个富人的家门口。因此他蹒跚地出了家门，整天站在一个大房子门口。因为他不会哭喊，也不会磕头，没有人注意到他。只是天快黑时，才有一个人从房间里出来，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国华告诉他，他家的房子被烧了，他爸爸被杀了，以及他的妈妈受伤了。他自己是个要饭的，他说。那个人给了他一些铜板，然后把他打发走了。
当下雪时，北风哭号着，女记者和我们的两个勤务兵整天都呆在我的房间里，因为我是游击队里少数几个房间里有一盆火的人。象所有游击队里的士兵一样，这两个小孩也有虱子。一天，我决心为他们除虱。当他们在房间一角的小木桶里洗澡时，我把火钳放在木炭里烧红，然后放在他们的湿军衣的缝角里去烫。当国华洗完以后，他赤裸裸地走过来，站在桌子边，看着我，讲述着他在参加游击队之前的所有经历。
“所有的老百姓在冬天都有虱子，”他说。“我在要饭时和为地主家干活时也有。如果你身上只有少量的虱子，你会整天浑身发痒。但是如果你有了很多时，你就不再痒了，不过会头痛。昨天，又有一位战士因为得了这种虱子病死了。当他死了以后，好多、好多的虱子从他的身上爬到了稻草里。”
国华认为缺医少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要饭时，他说，他自己就经常生病。他会找一个地方躺下来，直到他觉得好些了。有时人们会放他们的狗来咬他，而且一次他的腿被一条狗咬伤了，留下了长长的一条疤痕。
“我害怕狗，”他补充说。“我害怕它们会追上我。”他的左脸颊上有一条疤，不过那是土匪烧他们家时留下来的。
因为没有时间的概念，国华不知道他当了多长时间的乞丐。他曾经远远地看着“富人家的小孩”去上学，因为他们经常向他丢石头。他想上学，但是不可能，因为他们家不“富裕”。照着他看到的小纸片，他在地板上学会了写简单的“一、二、三”，但是再接下来的数字就太复杂了。当他向人们请求教他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们都大笑起来，问一个要饭的要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有什么用。他是在参加了游击队以后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的。
在他大约是六岁的时候，他妈妈让一个小地主作担保，到了一个大地主的家里去放牛。这位地主每年给他八十文钱，并给他提供吃住，而且偶尔会把他儿子丢掉的衣服和裤子给他穿。每年新年之时，他就把所有的八十文钱给他妈妈，然后她买来布，给他做冬天穿的鞋。
当我最后给他的军衣除虱完毕以后，他穿上了它。然后他对我说：“你就像我的爸爸和妈妈一样。”
我拉着他过来，把他抱在我的两腿之间，给他梳头，并帮他扣上衣服。这让他很是难为情，因为以前没有人帮他做过这些事情。他是来照料我的，而不是我来照料他。
这段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小国华学写字的经历。
现在我们经常争论繁体字与简体字究竟哪种更好，往往是通过我们成年人的角度来说的。对于那些未成年的小孩他们的感受又是如何？
沈国华认为“一、二、三”好写，而四以上的字就非常难学——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学写字都经历过的事情。为什么不把文字设计得简单而有规律些？我想这就是简体字推出的主要理由之一。
军队对国华来说就是一切，这是他的摇篮，而且他信任军队所教给他的一切东西。然而，他解释说，他在军队呆的时间还不够长——只有一年——因此他仍然还有许多的东西要去学。听着他的话，看着他小小而忧伤的脸向上看着我，那位女记者低声的叹息：“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当国华说着时，北风在外边哀号着。他跑到窗户旁，从窗户纸上的小孔向外看着。暴风雪很快就要过去了，他向我们保证。因为当风象刚才那样叫，而雪在地上不动的时候，暴风雪很快就要停止了。当他为地主干活的时候，他学会了观察暴风雪。
我们问他是怎样参加游击队的。他有一次被派到平－汉线上的确山去，他说，停下来看着一队士兵走了过去。突然他看到了他的一个哥哥也在里面！但是这个是他的“坏哥哥”，他解释说。他的“好哥哥”已经是在抗战爆发时的卢沟桥牺牲了。他的“坏哥哥”和他说了话，但是没有给他和妈妈任何一点钱。相反地，他还说国华为了八十文钱一年给人去干活实在是太蠢了，并建议他去找一份好活干。
从士兵们那里，国华经常听到他们谈论八路军。那是一支好部队，一支穷人的部队，士兵们说。军官都不准殴打和辱骂士兵，而且每个人都能学习读写，而且那里还有俱乐部和歌咏队。国华问，他到哪里才能找到这支“穷人的军队”。他向那些士兵们解释说，因为他自己也是穷人，很愿意去加入他们。他们嘲笑着他，然后告诉他，那支军队非常非常远。因此他跑出去问了一个警察，但是警察只是摇晃着他，说八路军是土匪的队伍。
不久以后，他碰到了一位穿着破军装长满胡子的老士兵，他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那位老兵叫王老汉，也说国华太小了，不能参军，但是一直向北走几个月就能找到八路军了。然后老王说他自己也是来自一支穷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就在不远的地方。这就是新四军的旋风纵队。那位老兵对国华要参军的声明嗤之以鼻。“你知不知道，”那位老兵回答，“游击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食物很少，衣服很少，他们还得整天行军和打战，而且他们有时连钱都没有。”
国华一整天的时间都跟着王老汉，而且这个小家伙整天都哀求着：因为吃得太少，生病太多，他才会比一般的小孩小，但是他不想发财，而且他能走很长的路，能扛很重的东西……，这里地主的仆人经常打他，强迫他为他们干活……，没人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最后，到了那天晚上，王老汉被他给缠烦了，说国华可以跟着他，试试游击队的生活。国华跟着他到了山里，从那以后，他成了一名传令兵。
那位女记者，经常和两名小孩坐在一起，教他们认字。每个小孩都有一本游击队自己出版的初级读本。它里面开始的是“人”或着“人类”，然后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然后是军队的名字，日本军队的名字，以及诸如此类的名词。在每一页的底部，都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
“农民生产大米，工人生产布匹。为什么农民吃不上他生产的大米，工人穿不上他所织的布呢？”……“为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会有差别？”……“什么东西妨碍了人们彼此之间互相依靠？”……“为什么日本军队是天底下最残暴的军队？”。
我觉得，正是这些问题招致了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对。
“当我长大以后，我想参加骑兵，然后打日本鬼子，”国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而每次我都会想起虱子和伤寒，因而怀疑他是否能活到长大，来领导穷人们进行战斗。
不久，我有了机会和一个排去加入汉口西北湖区的游击队。那位女记者决心和我一块去，但是我们都觉得带两个小鬼和我们一起太危险了。然而，想到将他们留下，我就无法摆脱那些虱子的回忆，以及时常威胁到他们的高烧。当我跟说起我要走了时，他看起来是在强忍住哭泣。我不忍看到这个场景，于是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分队司令员，要求允许这个小孩跟我一起走。国华拿着纸条，象闪电一样跑开了，但是后来我从那位司令那里得知，他并没有把纸条给他。相反地，他冲进了司令的房间，敬了礼，然后宣称我想要他跟着我！司令员有些吃惊，但是国华坚持这么说。他争辩说他经常跟着部队夜行军，还扛着重东西。而且，他补充说，我需要他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所有生活习惯和需要。
司令回答说，既然我是真的希望他跟着我，国华当然可以跟我一块走。小鬼让他写下了这个命令，然后很快地带着许可令回来了。我很惊讶，但是想军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因此我带着国华进入了湖区。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在计划午夜要穿越的公路旁五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停留了下来。一群新参军的人，虽然还没有武器，在这个村子聚集起来，准备和我们一块走。而一群扛着包裹的过路人也在等着我们；因为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增援大洪山前线的通道，他们已经在公路附近所有的大村子里驻扎了军队。
当天已经足够黑的时候，我们排队向前进发了。许多农民聚集起来，给他们参军的儿子送行。我记得一位老太太站在一座小山上，手擦着脸上的泪珠；而一位手里抱着小孩的年轻妇女不停地跟着一个男人，哭喊着：“一定要早点回来！”。随后在村边的一间房子外，我们听见了一个亚马孙印地安人式的声音在高声喊叫着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在那位女人跟上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快速行军了，但是她赶上我们，从队伍头跑到队伍尾，看着每一个男人的脸。我们得知，她的儿子跑出去参加游击队了，她正想来找他。但是没有一个回声从我们的队伍中传出来，很久以后，我们还听到身后的她在黑夜中哭喊着。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一座村子的外墙处，想要穿过村外的公路。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公路时，突然前方的队伍停了下来。在我们前方大约一百英尺的地方有十多个或更多的日本鬼子，步枪挎在身上，围着一栋房子前的篝火站着烤火。当我们看着他们时，几个日本鬼子从房子里出来，抬着桌子和椅子，然后将它们扔到了火里。然后他们都围着火站着，满足地烤着火。
我们退回到了村子围墙边，游击队员们将他们的脑袋凑在一起，开始低声商量。女记者和我加入了讨论。他们计划消灭这些日本鬼子！我们两个都反对这么做。我们刚刚通过一公里外的日本驻军，我们争论说，那里的敌人会出动抄我们的后路。我们也指出，我们并不知道在房子里还有多少日本兵，也不知道他们的装备情况。我们只有不到二十五条枪和一挺机关枪，而且机关枪只有两打子弹带。
最后，我们劝他们绕路到一百码以外的地方抢过公路。女记者和我都骑着马，正当我们走近公路时，我们听到了汽车靠近的呼啸声。很快，低声的私语传遍了整个队伍，命令所有人开始跑起来，所有的非战斗人员跑进山里去找隐蔽的地方。我看到国华的小身影飞快地在我的前面穿过了公路。在黑暗和混乱中，我的马最后冲到了一座低矮的，半毁的桥边。我们在向各个方向逃跑的身影里下了马。我的马夫拉着我的马的马嚼，朝着稻田里跑去。在我们前面是三个穿着长袍的新参军的人，以我前所未见的速度奔跑着，而我的马夫不停地低声惊恐地喊着：“打马啊！打马啊！敌人过来了！”
我提马一跃，跳上了一个土堤，跑到了黑暗的野地里，同时身后传来了子弹在天空的尖啸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机关枪的“哒哒”声。我们听到了敌人汽车的马达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其中一辆倒向了公路下。
“停下！”我对一个人喊着。“敌人没有过来！我们会迷路的！”
“打马！”马夫从身后喊着，跑得更加远了。我开始感觉自己象一个懦夫。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人，而且我是这群人中间唯一带着手枪的人！我从马鞍上猛跳下来，然后和那个吓坏了马夫拉扯了起来。
“我们必须回去！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人！”我大叫。
从他的大口的喘气声中间，我听到了子弹怪异的呼啸声。
“鬼子！鬼子！”他喘着气说，但是已经停止挣扎了。我抓住他的手，拉着马躲到了某个富人坟墓的墓碑后面。两个新参军的人已经不见了。
战斗突然完全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象死一样寂静。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微弱的星光。我的马开始在我们的脚边吃草，那位新参军的人低声说：“你的马是白色的，敌人会发现的！吃草声也会被敌人听到的！”说完了这些话，他转过身，消失在了黑暗里。
我的马夫，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低声说：“现在怎么办？”
“等着。”我回答，让他留在墓碑后，而我则爬到了山顶，脸朝下卧倒，看着黑暗里的任何动静。什么动的东西都没有。远处是沿着公路的山的外形。我张起耳朵去听任何人的声音；当听到没有人过来时，我爬下山，说：“我要给游击队发暗号。”
“不！不！”马夫大叫着。“鬼子会听到的！”
“我必须发暗号！”我坚决地说，又爬上了山丘，躺下，举起手，轻轻地拍着。没有回应。我又试了一次，手劲加重了些，听到了我身后的反对声音。没有回应！我用了很大的劲拍着，从远处一个小心翼翼的暗号回应了。我又试了一次，那个暗号也重复了一次。我拖着我的马夫的手，拖着马的缰绳，开始朝着暗号发出的方向走着。马夫不停地说：“这可能是敌人？”我们向前移动这，小心地隔一段时间发出暗号，听着回声逐渐地近了。很快我们已经很近了。我们停了下来，站在马的后面。我拿出了手枪，松开了保险栓，等待着。
在我们前面的黑暗中，出现了三个黑影子。“口令！”他们严肃地喊着，我们看到了他们地步枪对准着我们。
“驴子！”马夫狂喜地叫了出来，朝他们跑去，抱住了他们的脖子。
三个游击队员把抢挂回了肩膀上，大笑着，欢喜地拍了我一下，几乎让我坐在了地上。
“我们找到他们了！我们找到他们了！”他们大喊着，手拉着手，我们穿过了大米地。他们中的一个人轻快地吹着口哨，突然停了下来，笑着说：“哎哟！我的手榴弹正丢在车身上时，一下子就把鬼子炸得粉碎！一下子就炸碎了他们！”他转向另一个人说：“听着，记住汽车在跑的时候，你不要正对着车扔手榴弹，要扔到车的前面！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第一辆该死的汽车炸掉的原因！”
“他妈的！”另一个人骂着。“我们的机枪就是会卡壳！就不能再等一会。而我们还只有这么一架机关枪。”
骂着机关枪，骂着日本人的老妈，我们最后到了离公路三公里外的一个小集镇上。在这里，日本人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但是却没有军队，而每一个伪官员都是我们的人。整个政府都出来欢迎我们，镇长站在我们队伍的中间，兴奋地交谈着。
当我们走进村子时，我很奇怪地看到国华象丢了魂一样站在那里。他一看到我，就冲了过来，把他的两只小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的脸。当疏散的命令下达时，他和女记者以及一位年轻的诗人罗凡——我的助手一块逃走了。但是当他得知我失踪了以后，他开始在黑暗里四处跑着，哭喊着，问是否鬼子把我给抓走了。女记者抓住他的手，告诉他冷静下来，但是他说他必须去找我，我只会回应他的声音，别人的声音都不会回答。当他们说他还是个孩子，会迷路时，他停止了哭泣，看着四周的山和树，回答说：“我要找她回来！当她到我们部队里来时，部队叫我去照顾她，说我必须照顾好她。这是我的责任。”
湖里飘来一阵浓雾，在汉口西边和西北边蔓延了几公里，到黎明时，我们开始穿越浓雾。我们穿过了一个村民逃走一空的村子，可能认为我们是穿着中国军装的日本人。当太阳出现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湖边的集镇。只有四五个老人和几个小孩留在镇里；所有其他的人都划船躲进了湖里。一个老太太拿起了一面巨大的铜锣，一边敲打着，一边粗声粗气地向着湖里的人喊：“回来了！回来了！”
人们都回来了，高兴地围在我们周围，但是当他们看到我时，尤其兴奋。他们一群群地围着我，我听到他们在讨论着我是男人还是女人，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一个妇女害怕地拖回她的小孩，说着：“她的眼睛象猫眼一样！”
我的小国华受不了了。他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大叫着：“她没有象猫样的眼睛！她是女人，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帮助我们的伤员！在丁家冲，她看到了一个伤员，她还喂他吃饭，还帮他洗澡。她还帮他打理了一切！”
人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我的“儿子”还没有停止。“看看她绑着绷带的手！”他说着，拿起了我的手。“这是她帮伤员洗澡时，端开水烫的。她给我又当爹又当妈！如果你们谁病了，她还会给你们看病。”
当我决定最后离开旋风纵队时，伤寒和高烧的记忆不停地缠着我，我决心收养国华，作我的儿子——如果纵队和他自己都同意的话。确实，我和自己争论着，他不是唯一的受苦的儿童。但是，在中国西部，我听说一位美国学成归来的儿童教育家建立了一所学校，主要的教学重点就是科学。那里的生活非常严格，孩子们都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而且只要花很少的钱小孩子就能获得相对比较好的食物和衣服。我非常严肃地质问自己，外国人抚养一个中国小孩，也许因此会将他与自己的同胞孤立起来：虽然我开放自己的思维，想着将来我甚至可能把国华送到国外进行科学研究。但是我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可怕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我敢下定这么一个决心么？我一定要试试。
因此我到了旋风纵队司令李先念那里，当着许多人的面和他说起收养国华的事情。李以前是个木匠，当过红军的指挥官；生活对于他和对于他的士兵来说是清苦的，因此个人事务对他来说可能是显得无足轻重。当他问我为什么希望收养国华，我尽量用科学的理由来回答。这个小孩有一副科学的头脑，我说，我注意到他对于虱子、风雪的观察，他学习读写是如何的快，以及他怎样在夜晚通过星星来识别方向。好的，李先念说，我可以收养这个小孩，如果我是这么想而小孩自己也愿意的话。
一个魁梧的小伙子依靠在门框上，说他能做所有我说国华能做的东西。而且他确信他对虱子要有研究的多。我是不是也希望收养他？李先念干巴巴地笑了笑，补充说，把他们全都收养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谈话开始变得有些火药味。
但是这对国华来说却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他问我关于西部那所学校的事情，说他很害怕富人家的小孩。他属于军队，他声称。我争辩说，他可以到学校去试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军队，把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人。军队需要老师，我说。他静静地想了想，然后让我允许他和其他的小传令兵商量一下。第二天，他和另一个传令兵一起过来，说出了他的决定。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呆在前线，”他说。“你可以在最后的胜利以后再来收养我。”
我们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但是在离开湖区之前，我安排我的“儿子”加入了旋风纵队的儿童戏剧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主管着这个戏剧团，每天花半天的时间学习，剩余的半天时间排演爱国戏剧，唱歌，或是跳舞，随时准备为士兵和老百姓表演节目。
当小船离开湖岸，带我离开湖区时，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国华。他和两个其他的小孩站在岸边，正在湖水里洗他们的衣服。他挥手向我大喊着，然后站在那里停了下来，看着我的船消失在迷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