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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纵队和盐矿工
汉口西部和西北部几十公里外的湖区，每年的洪水泛滥期间都会让成百上千的人住到小船上达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我们既是猎人，又是被狩猎者。我在这里与旋风纵队的第四团呆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生活在一个梦魇般的世界里。除了他们自己的活动，游击队还唤醒了大量的地下的民间组织，如“十人团”；和这些民间组织一起，他们象警犬一样追杀着敌人。
第四团是旋风纵队的六个游击单位之一，离开新四军有几百公里，但是却沿用新四军的名义——也许是因为新四军是政府认可的合法的队伍，而旋风纵队则不是。第五战区内的三四个游击队被官方认可，但是“旋风纵队”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中国政府军离这太远，没法将他们赶跑。我在张自忠将军的指挥所里时，对这一情形略有了解；但是在争议地区，有时内部的争斗让日本人的威胁倒成为微不足道的了。
旋风纵队的每个团都有其特殊之处：第四团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工匠，他们参加过中国曾经的苏维埃政权。这个地区曾经是红二方面军总司令贺龙的战斗区域，而他现在正在八路军里。在这里，共产主义者已经埋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以及抵抗组织，即使是经过了国民党多年的统治和镇压依然没能摧毁它。共产主义者经常把这一区域看作是他们的——而国民党也是同样的看法。双方都知道彼此的行动。
甚至是在日本人1938年敲开汉口的大门时，国民党也不允许这个老苏区的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游击战。共产党说武装起来的民众能让日本人巩固其汉口周围基地的想法成为梦想；但是国民党知道武装起来的民众对于他们是一个永久的威胁。共产党人被叫做“骗子”。
当政府军在汉口周围的日军面前撤退时，许多病人、伤员、以及精疲力竭的中国士兵丢下了许多枪支，向西撤退了。那些曾经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当地老百姓捡起这些枪支，藏了起来——同时土匪们捡到了另一些枪，成为了日本人之外的另一个威胁。
当中国官方的政权随着日本人的进攻而撤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者开始渗透进这一地区，在晚上敲着老百姓的家门。当然他们认识每户人家的家门！这些组织者的领袖是一个瘦瘦的，不知疲倦的人，名叫陶铸。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胡子很深，让他看起来根本不象是中国人。他和一个名叫蔡的年轻人真诚地合作着。蔡在被占领的应城附近继承了一些盐矿。蔡是个资本家，但是他在北平受过教育，接受了现代思想的熏陶。当盐城商会里的老派商人开始参加日本的傀儡政府时，蔡召集了他自己矿井里的矿工和其他矿工起来反抗了。他的矿工里有几百人跟着他。他们从民众那里拿到了那些藏起来的枪支，而蔡用自己的钱来资助他们。最后这位年轻的资本家成为了第五游击团的共产党指挥官，而我经常看到他穿着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走来走去，与其他人一起分享着同样的命运。
第五团经常和第四团一起向伪军军队或日本驻军进行袭扰，而在此时，我正好有机会和矿工们进行交谈。他们与地球上的其他人类非常不同。一次，我把自己的手，放在一位我看起来像是“小鬼”的人的肩膀上；但是当这个“小鬼”抬起头时，我看到了一张悲伤，满是皱纹的成熟男人的脸。
应城周围的盐矿矿井都非常小，只有小孩才能在里面工作，而且甚至连小孩在里面都不能站着工作。许多矿工都是在七八岁的年龄开始在矿井里工作，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挖盐。在闷热的矿井里赤裸地工作着，他们经常需要在矿井里一次呆上几个星期，在矿井里睡觉，吃饭。矿主给他们提供食物，每天给他们二十铜板——虽然这些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天的开始，什么时候是一天的结束。他们不停地工作，直到精疲力竭。他们告诉我，工头经常在矿井里拿着鞭子爬来爬去，鞭打着那些睡觉的人。
因为这种奴隶式的生活，盐矿工的身体和心智发展都很慢。他们跟着蔡抗日只不过因为他是给提供吃穿的老板——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另一种工作方式。一次，在汉口陷落后的早几个月，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否则拒绝参战。蔡解释说，他的所有财产都用来资助他们和其它的游击队了；但是他们不明白。如果他们在别的地方能得到更多的钱，他们为什么不过去呢，他们想。因此头一个月队伍非常混乱，也令人绝望，整连的盐矿工人跑到日本人或伪军那里，然后跑回来和蔡讨价还价。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和游击队呆在了一起。在我到来之时，他们已经成为了抵抗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哪里的游击队需要骨干，一队队的盐矿工人就被派去支援。我好奇地观察着他们。有别于正常人的精神面貌让他们把那些经历过正常成长经历的人看作了陌生人。他们非常沉闷，也很严肃。他们不知道怎么娱乐。他们已经学会了唱歌——但是只是那些雄壮的革命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