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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和爱国者
有时十人团和游击队会从汉水上的敌人运输船上抢夺供给。游击队会在河的两岸架起机关枪，开几枪，然后命令船靠岸。如果敌人拒绝，他们的船通常都会被击沉。
一次，我曾经看到有人带来了八船敌人的货物。船上有几百磅黄糖、几十匹棉布、还有大量的纸张、笔记本、自来水笔、以及墨水。船上还有几百条短裤和日本军旗。这些旗子在敌后是滞销货；有些比较好一点的旗子被当作窗帘或是桌布，但是多数还是用来作捆扎带。这批战利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一根根上等的日本雪茄，这些雪茄都精致地用乳白色烟纸卷起来，烟盒上还印着“奖励”的字样。这些是日本帝国给他的中国军队的慰问品。烟都是短嘴的，有点像苏联雪茄的烟嘴。我们抽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我们给朋友上烟时，还不停地开着幽默的玩笑。
游击队的制服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游击队看上去就好象花园一样，衣服多彩多样。他们穿着黑色衣服、绿色衣服、蓝色衣服、和深浅不一的灰色衣服，而一次我还看到十几个人正在炫耀着他们的法兰绒的短裤。
中国的叛徒每个星期都有带过来。在2月中旬，我和二十个在战斗中被俘的伪军进行了交谈。他们都是在游击队和王博卿所指挥的伪军的战斗中被俘的。被俘的伪军士兵看上去眼神无力，都很沉闷，说他们都是被强迫参加伪军的。在汉口陷落以后，一个伪军说，日本人到了他们皖北的村子，烧光了它。他听说修建中国铁路需要人力，就和五个朋友一起到了一个招募代理处去应聘；他们沿着汉水到了雀儿山，然后被告知他们是在王博卿的部队里了。他们对于政治一无所知，但是王司令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说他和他的长官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委员长派来和日本人和谈的，这就是汪精卫留在南京的原因。他也告诉他们，一个中央军的代表就在他的司令部当顾问。士兵们说他们不知道这种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游击队从来不会处罚这些伪军俘虏。相反地，他们给他们教育一番，然后让他们加入游击队。伪军军官经常都受过教育，处罚更加严厉一些，有时甚至会执行死刑。
我经常出席审判那些叛徒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是一个左颊带着一条长而深的伤疤的年轻军官——这是日本军刀留下的伤痕。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已经上了五年学，但是他的主要教育是在军队里进行的。在敌后战斗的过程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那些平时也许要花十年才能学会的东西。对于法律他一窍不通，但是他知道谁是爱国的，谁是叛徒，而且他知道那些政治家只要是需要就会卖国。
一天，我看到两名囚犯被带到法庭。一个囚犯是三十岁左右，身材矮小，看上去就是堕落的家伙。在他的短暂的聆讯过程中，他承认自己在日本人占领的冯水集有家鸦片馆，而他的兄弟则帮他打理着鸦片馆。他自己到乡下去为日本人收集游击队的情报。他每条情报可以得到五块钱。因为价钱很低，他说他也是受压迫者，只不过是一个“小叛徒”！
另一个囚犯是一个伪政府地方官，大约是四十岁中；他又矮又丑，黑胡子零乱的很，看起来好像是开战以后就没洗过澡。他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长袍，戴着一顶小小的黑色丝帽。他像奴才一样点头哈腰着，脸上堆满了假笑，这是他在冯水集侍奉他的日本主子时就已经养成的习惯。在爬上高位前，他是一个穷人，是一位卖假药的小商贩。他夸耀着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描述成“针灸专家”，能配壮阳药，用草药、虎骨、棺材钉、蛇皮包治百病。他甚至说游击队应该请他来当医生。
游击队员们对于医疗了解的很少，但是他们对于叛徒知道的却是太多了。他们告诉他如果他能送信给他的老婆和兄弟，告诉他们吐出他当官时所欺诈所有的钱，游击队就会重新考虑枪毙他的决定。他首先是说出了1，000块的赎金，然后再慢慢地增加到10，000块钱。游击队员说如果真的把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会放了他。虽然他是依靠放高利贷和从发“良民证”收费而发财的，他声称他的钱是干净的，因为他从来没有从“大日本帝国军慰安所”里得到过一分钱。
过了一会，那个人的表情好像凝结了起来，一副沮丧的表情。他决心派个人去给自己的家里送信，让他的家里人拿出那些赃物。我说他家里人可能会出卖游击队，但是法官想得不一样，因为那意味着这个人的死亡。我看着那件油兮兮的长袍，说他的老婆可能正巴不得他死呢。法官笑了一会，简短地说：“我们也希望是如此。”
最后目击证人被带了上来。后来我得知第一目击证人，就是十人团的神秘可怕的领袖。他的一只手绑着绷带，日本人都叫他“甘土匪”。
四位目击证人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民众。他们不戴帽子，脸又褐又严肃。然而，从我看到“甘”（这不是他的真名）的那时起，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家伙。他穿着平民服装，但是他的步伐却是象一个标准的军人；对于那张瘦瘦的警觉的脸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具有所有不屈不挠的爱国者的所有特征。如果我是日本人，我首先就会仅凭外观就把他给逮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