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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当春天临近之时，敌后的气氛就象是有一把剑悬在头顶上。张自忠将军传话来说他的33集团军将要到汉水西岸作休整，我可以到那里去会他。但是中国人的冬季攻势已经彻底失败了。随着攻势的减缓，日本人开始准备春季的反击战。我们西部山里传来的大炮轰鸣声从来就没停过，公路上是没有尽头的日本运输车辆以及增援汉口周围山区的部队。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我们都要加入这场战斗了。
敌后基层乡镇的首次官员选举换掉了那些老的官员，取而代之的是十人团的人——这其中有学校老师、铁匠、农民、甚至还有一名妇女。新选出来的官员都被叫做“真正的人”，因为他们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为人诚实，从来不赌博或是吸鸦片。十人团刚刚完成了一次冬季集会，决心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动员起敌后的每一个人。当游击队战斗时，十人团负责训练新的士兵和打击卖国贼。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所在的游击队团就已经战斗了三次。我们和衣而眠，而且几乎每个半夜都有警告的敲门声，让我们赶紧起床开拔。我们会卷起铺盖，五分钟内就坐着舢板到了湖中。我派出了另一个通信员到汉口，又一次请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给予医疗援助，但是得知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拿到；一种绝望的感觉在我内心产生。疝气让我的力量越来越弱，再加上营养不良，我的脚指甲还是脱落，牙齿开始松动，眼睛开始暗淡无光；而皮疹和麻疹更让我的生活痛不欲生。然而我决心让这种耻辱只让自己承受，因为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证明我不能和所有的中国人呆在一起，去忍受或是期待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
在3月中，我在敌后作了最后一次旅行，穿过湖区，然后冒着瓢泼大雨去访问那位老县长商毅。这位老人建立起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方武装，而且不停地在各地机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为他的国家服务。我在田二河找到了他，这个地方阴沉沉的，已经被日本军队反复攻击了好几次。
这位老县长和他的县政府过着一种戎马倥偬的生活，试图让中国的行政系统有效运转起来。他们给我展示了一封一个叫Maruyama的日本人写给老县长的信，里面奉承了老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通，劝他“骑上马，登上主席台——就是说，离开田二河，到汉川去主导傀儡政府。老商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写了一首古体诗轻蔑地回绝了他。
老县长已经花了几个小时给蒋介石委员长写了份报告。这份报告他委托我带到重庆。因为我正要去中国西部，希望能在日本人的反击之前能穿过大洪山区。
那次的西部之行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旅行之一。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通过湖区和山区。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前走，只是在需要时更换划桨的人，或是敌人飞机过来时疏散躲避一下。夜晚，我们象鱼一样挤在船底睡觉——五个游击队员，罗凡，和我，头脚相叠地躺在一艘小船的船舱里睡觉。
一天傍晚，我们到达了巢湖北岸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等待着黑暗的降临，想在那时划船到一公里外的一个集镇上，然后穿过野地到达山脚。但是出去的侦察员几个小时后回来时，说集镇刚刚被日本人占领了，整个北岸现在只有一个镇子可以上去。我们可以在那里上岸，但是在接近公路前，必须经过两个日本军驻地。
我们的护卫队架起了机关枪，滑到了黑暗里。为了避免特务发现我们，我们开始朝着那个被占领的集镇划去，然后急转弯快速而安静地向那个未被占领的镇子划去。就在我们转过弯的时候，我听到我周围的人开始喘粗气。我飞快地转过身，看到我们刚刚离开的岛上点起了信号灯，照亮了岛上的建筑和天空。叛徒就是用这个信号向日本人报警。
我们的船夫弯腰兴奋地划着桨，而我们其他人坐着象是雕像一样，每个人的神经都崩的紧紧的。但是我们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从湖里某处远远地传来的看更人的怪异的声音，他正在报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