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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消息慢慢地传入宜昌，说日本人已经从汉水上炸开一条路到达对岸的平原，被击垮的中国军队就象铁砧上冒出的火星一样溃散开来。首先我们听说扬子江边的沙市陷落了，然后又听说还没有陷落。中国人除了希望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因此承认新的领土的丢失确实不太容易。每个春季和秋季，日本人都离开他们强大的防线，试图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但是之前他们从来没有闯过汉水。然后，我们想宜昌周围的高山可以挡住他们，但是很快他们的飞机开始为军队和坦克炸开了一条血路。宜昌受到了轰炸。
尽管官方的声明说日本人被击退了，但是宜昌以上的河流里都塞满了满载撤离人员和伤员的船只；而山上的每条路上都是逃难者长长的队伍。
在宜昌于6月11日陷落前不久，我乘一艘船离开了宜昌。不久，我碰到了一位从沙市撤退回来的红十字医生，带着他的下属和设备。他说，在中部防线的150座军队医院中，现在只能找到五座。“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我问。他一言不答，而我也就知道了答案。
日本人直接从王赞绪将军所带领的29路军的防线突破，他说。那支军队现在仍然在向四川撤退，而王将军已经被他的上级给枪毙了。我回忆起在一月份时，衣冠楚楚的王赞绪将军曾经夸口说要把日本人赶回汉口。而在5月，在日本人的攻势开始之前，他还补充说他将要消灭敌后的旋风纵队。
在我从宜昌出发，穿过水流湍急的扬子江峡谷往上游走的一路上，总是不停地碰到空袭警报。冬季和早春期间覆盖在河流上的大雾已经开始散去，日本人开始他们年度的闪电攻击。一路上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已经遭到轰炸，我们船上喷涂的英国国旗显然是不能保护我们了。船上下层的甲板上堆满了伤员，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当我们的船靠近重庆码头时，一位中国官员和我开始与一个维护《慕尼黑条约》和张伯伦的年轻英国人争吵起来。这位对于远东一无所知的英国人宣称：“我们的老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突然停止了，被一个沉闷的呼啸声吓住了。这是人们正在重庆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新的防空洞的爆破声。重庆到处都是这样的防空洞，有些还装有通风和照明系统，能够容纳几千人。当空袭开始时，整座城市象死一样沉寂，除了少数士兵随时准备射杀那些给敌机发送信号的特务以外，街上连一个鬼影都没有。当敌机晚上来时，我们总是能听到士兵们喝止点火的声音。甚至是在敌机飞走以后，中国飞机在城市上空低低地盘旋着，朝着那些在“解除警报”信号发出之前亮起来的灯光开火。每天，我们都看到河上有泡得发胀的死尸缓慢地漂向下游；有时撞上了船只，船夫用长长的、带钩的竹竿把那些尸体推开。
日本人的飞机会以三到四架的编队飞过来，每次大约出动三十到五十架轰炸机。有时我们会站在南岸，享受着一种虚幻的安全感，看着北边城市被轰炸的场景。当我刚到时，有多达二十四架中国飞机飞起迎战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日子的逝去，起飞迎战的飞机越来越少。一次，我看到一架单独的中国战斗机跟在一群日本轰炸机群的后面，飞越了河的上空。在此时，我渴望着自己有写诗的能力，来写一首壮烈的诗献给那架无畏的小小战斗机。
有时燃烧弹会落入扬子江，放出白色的烟，使我们看不到北边的城市。我们会听到外面火焰燃烧的“噼啪”声，当“解除警报”的信号一发出，人们就会涌出他们的地下避难所，试图拯救着这座城市。当火被扑灭以后，整座城市就会回荡着敲锤的声音，看到人们正在重建他们的家或商店。
但是重庆的生活还在继续。工业合作社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展览，来展示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家庭作坊的产品。我在北岸城区的俱乐部里发表了演讲，并用一些战利品举办了抽彩销售活动，来筹集资金购买医疗用品。英国大使夫人在戏剧院上演了一场“白雪”的戏剧，来为蒋介石夫人的孤儿院募集资金。外国人举办空袭舞会，每一户南岸的外国人家里都挤满了被“炸出来”的人。英国大使根本不理会日本人要求所有外国大使馆转移到南岸“中立区”的警告，而我们许多人经常聚集到他的家里喝下午茶。炸隧道的声音不停地传来；士兵们训练着，唱着歌；政府机构在乡下成立了新的社区；一群群的苦力在飞机场周围徘徊着，每次轰炸后都去修复机场；工厂和兵工厂依然轰轰地开动着机器。而且就在闪电空袭的阴影之下，人们开始庆祝年度的龙舟节，衣着鲜艳的龙舟手们覆盖了扬子江及其支流。
果然，日本人开始轰炸“中立区”的时候到来了。在那个区根本没人相信他们。当美国军事武官Dave Barret上校和我一起遭受了一次这样的空袭以后，知道美国对日政策危险性的Barret懒洋洋地说：“哇～～！我们国家的那些胆小鬼们真的是回家睡大觉了！”
6月的一天晚上，我出席了“日本人反帝联盟”的战俘们上演的一场戏剧。大约有二十名年轻的日本战俘在日本革命作家Kadji的领导下，创作了他们自己的戏剧，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杂志，并为中国民众和战争犯出演戏剧。戏剧上演一天以后，剧院就被教育部长陈立夫给封了。戏剧被认为是革命的，因为里面表现了战争对于日本穷人的致命影响。
自从我1938年离开汉口以后，中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军医官卢致德博士所主管的军队医疗部门已经推行了很多改革，金宝善博士领导的国家卫生部已经在整个“自由中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免费的医疗门诊部。社会化医疗的基础已经打下了。林可胜博士主管的战事紧急医疗学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分校，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北前线。有近五千名医疗官员以及护士都经过了重新训练。机动的抗流行病小组在这些学校里得到培训，现在都活跃在战场上，给军队和平民接种疫苗，打井，净化水源。
中国政府已经把中国西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抵抗基地，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度已经成长起来，这些变化已经释放了无数的再生力量。许多官员、工业家和地主现在害怕地看着工业合作社以及其它机构的快速发展，害怕地看着这些组织里的几百万男男女女正在学会社会进步和经济民主的意义。
在到达重庆时，我首先听说的事情之一就是戴笠将军的权势。据说他有150，000穿制服的手下，还有150，000便衣特务。没人知道究竟是蒋委员长在控制他，还是他利用手段在控制着蒋委员长。在众多他上呈给国民党的报告里，有一份是指控工业合作社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这个指责覆盖了从温和的自由主义派到真正共产党员的一切相关人士。结果许多工业合作社的中国领袖被赶了出来，而其他人则被逮捕了。
在一次小宴会上，我听到一名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讨论一份据说是中国红十字的某位主管送给戴笠将军的秘密报告，里面指控林可胜博士生活腐败，利用红十字的汽车来把共产主义文化传入中国。我打断他们的交谈，说：“如果你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你们两个都会被判处诽谤罪。”
教育机构已经成为了政治迫害的中心，而且两个模仿纳粹集中营的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在西安附近，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在成都附近。在西北，胡宗南将军所带领的中国最强大的军队的主力，依然包围着八路军。一支由Edward Barger带领的英国慈善运输队，被允许向中国所有的军队分发救济品，但是八路军却被排除在外。郭勋祺将军，前扬子江下游的五十军的军长，已经被解职，因为他拒绝让他的队伍向新四军开枪。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零星攻击，整个中国似乎又到了内战的边缘。
整个重庆的气氛让我联想到了日本人入侵以前的恐怖和分歧。许多中国作家、编辑、组织者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逃到了香港，或者是正准备逃跑。局势的严重性在我去拜访民主派的全国抗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时就非常清楚了。他是一位温和而矮小的老律师。他那时不在家，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和新闻编辑以及发行人邹韬奋已经到国防部去抗议去了，因为国防部长刚刚指控了这位律师和邹先生正在重庆策划一场暴动！
我很快得知，政府里的“和平因素”自己正在策划一场暴动，计划杀死蒋委员长，因为他希望继续战争。这个罪名却被安到了共产党的名下。另一个“国会大厦纵火案”正在策划之中，人们说。真正这种说法有多少是猜想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无法判断。但是如果象这样的指责都已经落到了象全国抗日救国会这样的组织的头上，局势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接下来我听到谣言说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和许多赞同他的自由主义观点的国民党高官都被称做“共产党的外围防线”。然后我从两位外国妇女那里听说，她们都与戴笠将军的代表见了面，并被要求做间谍，来刺探出外国通信记者的政治观点。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拒绝了，但是从此以后就被指责是“跟军人睡觉偷窃情报的间谍”。被指责的女人轻蔑地否认了那些谣言；她有治外法权。但是中国人却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指控。
紧跟着这些报告，我听到国民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指控基督教青年教会和当地的妇女新生活运动组织为共产主义组织。一天，当基督教青年教会聚集开会讨论“民主是什么？”时，两位国民党官员踱了进来，命令他们回家。官员们宣布没有国民党的允许，没有国民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任何性质的会议都不准举行。不久以后，国民党官员跑到贵阳的街头上，在选举代表参加国民党会议的场合，给那些大字不识的妇女每人发一角钱，来让她们选他们所推举的人。这个事件传到了重庆的高层官员那里，他们指责这是一场政治诈骗。
我很快得知，政府里的“和平因素”自己正在策划一场暴动，计划杀死蒋委员长，因为他希望继续战争。这个罪名却被安到了共产党的名下。另一个“国会大厦纵火案”正在策划之中，人们说。真正这种说法有多少是猜想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无法判断。但是如果象这样的指责都已经落到了象全国抗日救国会这样的组织的头上，局势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接下来我听到谣言说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和许多赞同他的自由主义观点的国民党高官都被称做“共产党的外围防线”。然后我从两位外国妇女那里听说，她们都与戴笠将军的代表见了面，并被要求做间谍，来刺探出外国通信记者的政治观点。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拒绝了，但是从此以后就被指责是“跟军人睡觉偷窃情报的间谍”。被指责的女人轻蔑地否认了那些谣言；她有治外法权。但是中国人却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指控。
紧跟着这些报告，我听到国民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指控基督教青年教会和当地的妇女新生活运动组织为共产主义组织。一天，当基督教青年教会聚集开会讨论“民主是什么？”时，两位国民党官员踱了进来，命令他们回家。官员们宣布没有国民党的允许，没有国民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任何性质的会议都不准举行。不久以后，国民党官员跑到贵阳的街头上，在选举代表参加国民党会议的场合，给那些大字不识的妇女每人发一角钱，来让她们选他们所推举的人。这个事件传到了重庆的高层官员那里，他们指责这是一场政治诈骗。
每当日本人新的和平计划送到中国政府的时候，政治反动的浪潮都暗涌着。通常，德国人是传递这些计划的渠道，虽然香港的中国人以及汪精卫的追随者——其中一个是重庆交通部的高官——总是插了一手。没人相信蒋委员长会在中国胜利以前考虑和平，但是德国人却怀抱着其它的希望。在一场德国战争影片对一名官员的选举团上映以后，我听到了公开的对于横扫欧洲的战争机器的赞美之词。当巴黎在6月中陷落以后，对于纳粹的敬仰抬头了。中国人记起了法国统治者在印度支那的腐败和暴行：一位红十字官员告诉我，甚至是在印度支那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印度支那的法国官员还从那些想运送货物通过的中国人那里收受巨额的贿赂。
当英国在6月关闭缅甸公路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与英国和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整个中国反外国人情绪的发展。对于英国人的仇恨是最强烈的，中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投降。蒋委员长仍然没有动摇，但是政府里的“投降势力”却增添了新的动力。
我很能理解那些外国人的情绪。三年以来的长时间里，中国军队都被许多外国人轻视。中国，他们说，根本不能战斗；中国军队的军官都很腐败；军队里的士兵都是文盲或是儿童；中国人没有文化；伤员的生存环境都非常恶劣。有些指责是真实的，有些是不真实的；但是中国正在背负着重荷，蹒跚前行，而几乎所有的这些指责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事实。
当我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或声明他们供应着中国的医疗设备时，我的感触就特别深。正是海外的中国人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医疗设备提供者，与他们的帮助比较起来，我自己国家的帮助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唯一经常能到达中国伤员手里的医疗供给是来自于美国医疗救济局，而这个部门的主管是一位华人。一个在军队医疗服务机构的中国高官告诉我，美国最近确实给了中国一百万美元来买奎宁，但是美国商人声称这笔买卖必须通过他们转交。结果他们在爪哇买到了奎宁，运到美国，重新包装了一下，然后再把它们送到中国；最后中国人收到了大约价值30，000美元的奎宁！
我的态度因此和大多数中国人是一样的。中国是被世界遗弃了的国家，被轻蔑地对待；与此同时，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冲突，但是她所面对的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世界民主而战。我所知道的许多外国人都和我持同样的观点；有些人甚至是完全赞同。肤色差异和种族歧视也不能掩盖这些人民在战斗的事实。
美国民众看起来是不知道或是被误导了；或者是更加委婉地说，他们不愿去面对如此糟糕的局势。因为如此，外国通信记者都害怕报道事实真相。“事实？”一位外国记者说。“我真的不知道事实是什么！”因此我们都患了大脑麻痹症。
聚集在停泊于美国大使馆河边的美国战船“Tutuila”号的餐厅里，我们很多人对这类题目争论不休。有时会有十多人彼此互相大叫着。中国会求和！中国不会求和！美国必须参战！美国不能参战！一次，比利时代办，一位法西斯主义者，对另一个比利时人说要决斗，因为他称比利时国王为卖国贼。我被称做理想主义者，一位幻想家，诸如此类。只有日本人的轰炸机飞到头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现实所面临的危险。
一天晚上，当Bartlett上尉还是“Tutuila”号指挥官时，我成为了他的座上客。在拜访过程中，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起来。男人们都回到了战斗岗位，而上尉则给了我一顶钢盔和一件救生衣，带着我上了甲板，在那里只有天空笼罩在我们头顶。当轰炸机过来时，我习惯性地想找一条沟去躲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公然地站在甲板上。我问上尉，炸弹碎片会落到战舰周围吗？他回答，当然会，一次碎片曾经在甲板上打了一个洞，而另一次打中了一位炮手的钢盔。他说，最主要的事情是注意第一块弹片落在哪里，其次是弹片飞向哪个方向。
“如果被打中了呢？”我问。
上尉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切的弹着点了！轰炸机那晚飞去了重庆，但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感觉自己象是落入了陷阱的老鼠一样。
我回忆起与外国记者Jack Belden的一次谈话。他对新四军总部作短暂访问时我正好也在那里。他问我是否害怕空袭。我承认我害怕；让我吃惊的是，他说他也害怕，而且那种害怕的感觉还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越来越弱。我们都觉得这种害怕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战斗的话。一把枪似乎能让人鼓起勇气。许多中国士兵告诉我，当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他们非常害怕；但是当战斗持续进行时，害怕就消失了。
Jack Belden带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如果把人名和地名都换成是中国的，很容易就会被看作是当前战争的一个写照。他问我谁能写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我说那一定是只能由真正经历过整个战争的中国人来写。但是我也认为，Jack也许有一天会写出一本非常好的书。他已经同很多中国军队呆过，为了接触他们，他甚至不得不利用各种手段来买通那些官员。他比我更加客观；他没有立场，能够站在一边进行观察。而我总是忘记了自己不是中国人。对我来说，中国的问题、长处、缺点好像都是整个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