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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几个月后在，上海，我又碰到了莫先生。他看起来丰满多了而且正春风得意。他成为了上海中国区的首席工厂检查官，而且发现厂主们和经理们都非常合作。此外，他也将结婚了。
“我想我已经是尽我所能做的最好了，”他深思熟虑地说。“那位女孩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会说英语，又良好的海外关系。她的家里非常富裕；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考虑了很久，但是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
在我的脑海浮现出苏东坡所写的中国古老的诗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吾儿愚且鲁
无病无灾到公卿
为了调查国民党官员所宣称的重要的农业改革，我与两位中央大学的教授一起去了一个距离南京几个小时路程的实验地区。教授们已经劝说了一位地主允许他们在他的土地上进行实验，包括实用优良的美国种子、化学肥料、能深耕的现代化的犁。在上学的大约二十个小学年龄段的男孩也是这个实验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是地主家族或是他朋友的孩子。一群浑身破烂的农村儿童好奇地跟着我们。没有一个人上学。他们的家庭太穷了，没法给他们买体面的衣服。这就是农业改革！
在我们返回南京的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庄的茶舍里休息。一群衣衫褴褛的村民围了过来，我让一位教授作我的翻译。我发现大约有半打的人有一两亩土地（一亩是六分之一英亩），但是其他人都是佃户和长工。佃户交出他们获得的粮食的50％作为租金，如果地主的妻子生了儿子，或者地主家有葬礼或婚礼，以及新年之时，他们就不得不送额外的礼物。所有的农民都欠地主债，每个月付百分之三或者更多一点的利息——如果他们能以土地、经过筛选的家畜、或是农用工具作为抵押的话。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借不到钱。
这个村庄里到处都是不规则的泥土房，房前挖着下水道。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有皮肤病，小孩们的头上则满是疮疤和脓包。在村庄池塘的一侧，妇女们正在洗蔬菜或是汲水回家烧开水；而在另一侧，她们正在洗刷夜里大小便的马桶。大小便本身也是田地里的肥料。在热天的时候，小孩子们在池塘里游泳。原野里到处都是他们祖先们的坟墓。
几个星期以后，一位得到了官方允许的农业调查学者对南京到上海的某个特别区域进行调查，也邀请了我随行。一年前，这里曾经有一场农民暴动，四十个农民在一位最具权势的地主的领地上被杀害。
我们一直等到秋收时节，然后乘船由无锡的大运河出发，“突突”地向南方行进。也许是太幸运了，那位有权势的朱地主也在船上。他是一位非常高大而且令人敬畏的人，穿着一件灰色长丝袍。他带着一支穿着暗黄褐色军服的护卫队。
朱先生邀请我们去作他的客人，我们接受了。我的学者朋友，一位言行谨慎而消瘦的人，暗示如果我们拒绝了，我们最好就不要去那个地区。
在随意地闲聊中，朱先生告诉我们他把他的长子留在无锡，去运输他刚在上海买的一些新的美国步枪和一挺机关枪。他的小儿子，一位十八岁的少年，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正在家里，刚刚准备与一位可敬的无锡丝绸商人的女儿结婚。他自己则是所在区的政府领袖，国民党支部的领导，以及一支武装的、他所宣称是自卫团的军队的司令。他是他的王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司法的首脑——法官、陪审团、以及行刑人。
我们到达了他那祖传的村庄，朱家里，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村民在河岸边守候着。看到一排排的村民，更多的武装侍卫过来，围成一个圈，将我们围在里面，保护我们上岸，然后走下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人群静静地跟在后面。当我们离开村庄向郊外走去时，我的学者朋友和我落在后面与一个士兵交谈起来。他们是北方人，那个士兵说，因为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而且在当地没有亲戚，所以被带到了这里。两天前，他们说，朱家逮捕了两个农民。
我们到达了一栋巨大的、蜿蜒的建筑旁，三面是象要塞一样的墙体，第四面是一个池塘。建筑和池塘都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着，在铁丝网内侧就是深深的壕沟。在门上，开着一个个放置步枪的抢眼。
走进主建筑，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大堂，地板是石头铺的，红色的柱子支撑着沉重的大梁，屋顶铺满了瓦。当仆人点燃了高大的红蜡烛，我们看到整个大堂里挂着许多富贵的深红色锦织，上面满是金色的刺绣。这些是为了小儿子的婚礼而准备的；上面表达了长生、繁荣、幸福、以及多子的希望。
整个朱的家庭开始聚集一堂，包括在屋内驻守的武装侍卫。我们坐下来喝茶、吃糕点，朱家里有头脸的人都严守礼节地陪着我们。无意义的闲谈不断切换着话题，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中世纪的某个领主的城堡里。喝茶的时间慢慢地过渡到了晚饭时间。我的朋友暗示我遵从当地的风俗，要求见见新娘子。新郎已经和我们坐在一起；不久新娘，一位漂亮的、比她丈夫更大的年轻女人，出来了。我们都站起来，鞠着躬，而她则拘谨地坐了下来。我问她受过什么教育。她满足地回答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比外国人下等，中国的教育更是如此。我只能惊奇地看着她。
我的学者朋友又暗示我按风俗为了新娘和新郎而干杯。我们都站起来，举起我们的酒杯，而我则祝他们长命百岁、多子多孙。就在那时，我听到了铁链的“钪啷”声从人群和士兵背后的某处传了过来。我的朋友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人回头去看上一眼。
晚餐结束了，我们陪伴着新婚夫妇到了他们位于庭院里的卧室，房间里放满了富丽堂皇的，以铜钉装饰的桃木家具。新婚夫妇坐在床边，给我们上茶，切开梨子，而我们则祝贺着他们获得了如此多的新婚礼物。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对新娘的美丽非常吃惊。我叫他以后没必要去撒这样的谎。
带着浑身的轻松，我们最后地漫步到了大堂中。除了在一角的一群士兵和高大强壮的、穿着长袍的朱的兄弟以外，里面是空荡荡的。在朱的兄弟的腰上，缠着一个弹药带，上面挂着一把毛瑟枪。我朋友的助手殷勤地与这位绅士交谈着，最后将他引到了大堂外，留下我的学者朋友和我与士兵们交谈起来。
与中国受过教育和统治阶级的人完全不同，普通的中国民众通常能非常坦白地与你交谈。士兵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晚餐时听到的“钪啷”声是两位被带到牢房里的农民发出的。他们没有任何犹豫，就带着我们去了关着那两位农民的小房子。他们躺在稻草上，四肢被铁链锁住，而铁链的另一端挂在墙上的铁钩上。一位农民是中年人，又黑又瘦，看起来非常灵敏；另一个大约是二十岁的年轻人，带着一张自负的、非常麻木的脸。他们不会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只是沉默地盯着我们。我们离开了，而士兵们则沮丧地站在一边。外边已经是夜晚，一轮满月悬挂在天空。平坦的野外始终宁静，笼罩着薄雾。我感到这在某个方面反映了我内心深处的害怕。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睡在一个满是黑色家俱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另外两张床，一张是朱家的两个女孩睡着，另一张则睡着一对夫妇。我躺在床上的帘幕后，只脱下了外衣，开始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我的耳朵始终紧张地捕捉着来自于大堂的任何声音。有时我瞌睡了，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各种幻想，一会儿我偷偷地走到大堂去解开那些囚犯……不行，那儿有士兵……我又尝试了一次，在屋顶上拿开瓦片，囚犯们可以摸到我的手……我趴下把他们拉了上来……他们小心翼翼地通过了屋顶，爬下了堡垒的高墙，飞快穿过了隐隐约约的田野……
我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完全清醒了，然后又躺了下来。幻觉又来了，然后我又醒了。而害怕始终伴随着我——害怕中国，害怕整个人类。
随着第一丝暗淡的黎明气息透过房间里监狱一样的小方窗，我起来了，然后走到了大堂上。我的朋友和带着武器的朱的兄弟已经站在那里了。士兵们带着麻木的年轻农民到了紧接着的一个庭院。在灰白的黎明中，我看到我的学者朋友的脸紧绷着，脸色苍白。他和他的助手都没有睡着过。
根据朱的兄弟的命令，士兵们给那位年轻农民戴上了手铐，然后塞入他的衣袖里面。一群士兵以及朱家的一个人，开始穿上礼服，手枪藏在长袍后，将那个农民赶在他们的前面。那个农民一瘸一拐地走了。
“他要出卖其他人！”我向我的朋友喊道，但是他低声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人。每个农民都知道他们被捕了。他们知道了一切。”
“他们会怎样对待那位年轻人？”我绝望地叫喊着。“那位年长的人到哪去了？你能做些什么吗？”
“要做什么太危险了，”他回答。“我们必须不做任何对我们调查有干扰的事情。不要做手势。今天我们要到村庄里去。”
在白天，朱的一个手下带着我们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武装的士兵在我们的前后保护着。所有的村子都以朱家命名；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农民都属于他。村里都是污秽土墙的小房间。床都是木板，上面是杂乱的旧毛毯。一些原始的农用工具放置在角落里，一些破烂的粘土制的烹饪器具丢在地板上。当我们走近时，头发蓬乱的妇女和女孩都躲在黑暗的小房里。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政府的官员，他们地主的客人。
一位老农带来了一捆稻杆，放在朱的兄弟面前的地上。他半蹲着乞求怜悯，因为锈病已经让他损失了一半的收入。
带着生硬的口气，这位朱地主告诉我们这些农民都太狡猾了，以致于他必须让士兵们站在田地里监督着他们收割。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偷粮食。许多农民听着他说话，站在那里，手臂交叉着放在胸前。我朋友试图与他们交谈，但是他们沉默地盯着他，他们冷静的、深不可测的黑色眼球里充满了仇恨。我朋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一到我们独自相处的时候，我就声明：“一支军队应该开进来，把朱家投进监狱，解放那些农民。”
“什么样的军队？”我朋友问。
一个星期以后，我在上海又碰到了这位学者，说：“昨天晚上我与一些德国生意人吵了一通，告诉了他们朱家和那些农民的事情。他们猛烈地抨击了我的态度。听他们的口气，你会以为我这样的态度就是他们的末日！”
“的确是！”我朋友冷冷地回答。
他和他这一类的人，是我偶然发现的革命的民主人士，是那些与北平的学者们一样，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最优秀的部分，然后再吸收了西方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的人。但是与北平学者们不同的是，他们将他们的思想投入到为民众服务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