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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真正国际形势发展到什么程度时日本人会进行攻击，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因为许多日本人仍然呆在殖民地里。有些美国公司已经得到命令，关闭并撤离，而且一个印刷厂开始为政府印刷几千份的死亡证明书。一天，一位中国朋友焦急地告诉我，他看到许多日本人带着他们所有的财产到了一艘船上。我和他一起到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去看，看是否所有的日本鼠辈真的已经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他们没有。显然时机仍然没有成熟。
另一位中国朋友说：“观察国立城市银行，当它开始搬迁储备金的时候，马上坐下一航班到中国去。”
香港的空中力量仅仅是三架老式的飞机。在夜晚它们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飞过全岛，以便让探照灯练习搜索。坐在Norman France（他是一位香港大学的历史教授）家的阳台上，我们经常看着飞机说：“空军今晚全体出动了——所有的三架飞机。”France教授是香港炮兵自愿军中的成员，后来在香港的保卫战中牺牲了——和一位反对这场战争的英国共产党员，他在日本人进攻时也参加了战斗。
英国官方估计他们的力量足以抵抗三个月；那些更加乐观的人希望：英国的海军支援到那时可以从新加坡过来。也许美国会在那时参战，到时海上支援可以从太平洋的枢纽夏威夷赶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就在夏威夷，能够保住亚洲；然后，当然是我们在阿拉斯加的基地和阿留申群岛的基地……。
有些英国人争辩说，香港的战略地位不值得英国或美国出动海军来支援。这个殖民地可以被利用来吸引和拖住日本人的军队，使得他们在其它更加重要地方的军队被吸引过来，然后这里就可以放弃掉，成为一个被牺牲掉的前哨。我听一位英国医生争辩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会有几千人被杀死。但是香港能做些什么？难道它应该躺倒投降，或是回到它真正的主人怀里，中国——却也保护不了它？许多英国男女——包括France教授和那些共产党以及许多其他人都为它战死——虽然对于整个大英帝国并不喜欢，他们却热切地参与了保卫这个英国岛屿的战斗。他们留在香港不是因为职责，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就这样离开就像是一个懦夫。当多数英国妇女和儿童被撤离到澳大利亚以及少数撤离到菲律宾时，有些却留在了香港，在日本人进攻时预先参加了医疗培训。后者中间就有我的朋友Hilda。她和她的丈夫，和我的许多其他朋友一起，后来都成为了日本人的囚犯。
当有些英国人对危险非常警觉时，他们自己却在种族和阶级上存在着致命的Achilles之踵。比如说，英国妇女和儿童都从殖民地撤离了，而中国人、印度人、以及欧亚混血人中的妇女和儿童则没有被撤离，尽管事实上他们也是英国国民。为了帮助撤离英国妇女和儿童，香港政府对某些无论男女、贫富都需要卖的货物上加收了销售税。这些税收收入都不是为了这个殖民地的发展。当然，许多英国人自己——这其中包括我的朋友——都对这种无耻的行为表示抗议。
而且，我还经常听到英国官员自负地说中国人是“三等军队”；当日本人和英国开战时，“他们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有几百中国人参加了香港自愿者团队，都是正常人，但是英国士兵拒绝和他们在同一张池子里洗澡。不仅如此，英国也并不认为和中国政府达成联合保卫香港的协议是有意义的。在一次官方的宴会桌上，我曾经与一位英国官员争论起来，他宣称如果中国人还算是有本事的话，他们就该夺回广东。如果英国人还算是有本事的话，我想，他们就不会继续卖废钢材给日本人，而且直到这种时刻还在卖。一位英国将军挖掘出新的深度，声明著名的亲日人士和绥靖主义者Robert Craigie爵士应该被派驻中国，而不是Archibald Clark Kerr爵士。
我在许多圈子中间游走，经常感觉象是生活在异地水里的鱼一样。香港警方仍然禁止我演讲或发表文章，而当我与他们进行争论时，他们宣称香港是中立的，如果允许我发言就是违反了中立的原则。对日本人而言，我早就是不受欢迎人士，是众多上了黑名单的外国记者和广播人之一。我们如果被捕，就会落得和中国主战派一样的下场。（J.B.Powell先生是《中国每周回望》的主编，告诉我两到三张日本人的黑名单。有六十名以上的中国新闻记者都被预定死刑，其中许多人在上海被暗杀。其中一张是针对美国人的黑名单——包括Powell、Gould、Allcott、Allman、Mills、以及Starr——是由中国的叛徒TangLeang_li帮日本人编制的，这其中还有一位美国人的帮忙。作家埃德加 斯诺，英国人H.G.W.Woodhead，和我也在一张黑名单上。在香港陷落以后，Powell在上海被捕，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以致于他的双腿不得不被截肢。）
对于我的禁令最后被解除了，但是只是在香港政府里的中国代表威胁将这一事件上呈到英国下议院之后才解除的。然而，即使是在这之前，我已经在我的朋友们所宣称的“私人聚会”上进行了演讲。这些聚会发生在香港大学的学生中间，慈善团体，中英文化交流协会，以及一次在美国航空公司的Royal Leonard上尉家里的聚会。
然而，香港是一个每个人都忙于“犯罪”活动的小地方。在一次我的“私人聚会”上，正当我热切地鼓励中国大学学生们参加军事训练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对着一位英国官员矮胖的脸；而他与香港内政部联系紧密！我从这位绅士的出席所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来源于一个那时四处传播的故事。这位官员之前试图驱逐或拘留在殖民地里的反法西斯德国难民，而那位开明的港督Geoffrey Northcote爵士让他给出一个理由。
这位矮胖的官员说：“好的，说实话，我不喜欢他们的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