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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港督回答：“好的，我也说实话，我也不喜欢你的嘴脸！”
尽管这里有骚动和冲突，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香港才成为了一个迷人的地方。这是通往中国的大门。除了当地的中国人，这里增加了一股外国新闻记者、作家、军事观察员、或是仅仅是普通旅行者的洪流。许多外国人在这里的酒吧，和令人心怡的旅馆休闲室里逗留了远超预期的时间。这里是“没有精神的地方”，那些经历过挫折的英国年轻人，有社会意识但是却被陈旧的帝国主义机器套上了马鞍，注意到了它，但是它却依然令人消沉。即将到来的被攻击的危险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威胁，我们经常有意地对彼此说：“干杯，为了明天的死亡。”
我开始喜欢许多英国人的东西，特别是苏格兰人。虽然又臭又硬，苏格兰人却有着许多奇怪的奇思妙想。但是某些英国人却有能力不仅让我变成民族主义的中国人，也会把我变成一个盲目爱国的美国人。比如说，有英国人告诉我，美国人不喜欢英国人是因为他们嫉妒。“以上帝的名义，嫉妒什么？”我问。另一位对我说英国正在为美国而战，美国人应该“为了最后一位英国人”而战。当我反驳说英国人应该为了“最后一位希腊人”而战时，那位花花公子落荒而逃。有些英国人雄辩地证明英国人是多么的沉默寡言，是多么的有文化，而美国人是多么的粗俗，多么地夸夸其谈。但是我的一些朋友，虽然骨子里是英国人，却既不沉默寡言也不庸俗，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象星条旗一样光彩夺目。
我的一位苏格兰朋友就是年轻的David MacDougall，他被派来当公务员，从事分发新闻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乏味的小册子的工作。MacDougall是香港办事处的主管，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读他自己发放的小册子。他阅读那些令人“讨厌的”左翼文化读物。他参加了自愿队，在保卫殖民地的战斗中受了伤。后来他和其他中国人以及英国官员逃到了大陆，被游击队送到了内地。
一位英国人是军事武官，对中国的感触非常深。他说，他曾经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辱骂或虐待过；但是其余的百分之十的中国人如此“下贱”，让他所受到的辱骂和虐待一下子全弥补了回来！
香港停留的美国人各有特点。Breezy，非常自信而且精力充沛，有能力到中国呆上三四个星期，然后写出许多书来。还有些病态的美国人，却因大嘴巴而成为了舞台的中心，制造出一种可怕的喧嚣，让所有美国人都惹上了尴尬的名声。一次，沉静而说话温和的埃文斯•卡尔逊经过了香港，赢得了每个与他接触的人的人心。他正前往中国作另一次旅行，这次是为了工业合作社的事情。
整群的美国军事人员和海军文职军官出现在眼前，但是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在前往埃及的观光路上。他们的路线中要经过重庆，然后乘飞机沿缅甸公路到仰光，然后穿过新加坡，印度，然后是中东。我很怀疑天上是否有什么东西；如果没有，他们也许是春天到来前飞来报信的第一批燕子。他们都是很直率，热忱的技术人员，但是我怀疑他们对于中国抵抗的政治因素是否会有任何的概念。
在香港还有美国作家。Erskine Caldwell和Margaret Bourke－White在去往苏联的路上经过香港。Ernest Hemingway偶然来访，用他生平最后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所挣来的钱请我们每个人喝酒，并给我们讲遥远地方的故事。他描述自己是怎样在爱达华洲的酒吧里和一位卖国贼的亲戚吵了起来，然后痛打了他一顿；还有一晚，他和一位海军军官演示了使用匕首的技巧，来证明一个人的头可以在你吐口痰的时间里轻易地被割下来。
蒋介石夫人到香港来为她背部的老伤进行治疗，而我有幸第一次在她的姐妹孔祥熙夫人家里与她会面。有些外国人曾经想安排蒋夫人会见我，但是我不愿冒险接受她的手下为我所作的各种安排。一次，她的手下都走开时，我碰到了她，发现她很有教养，非常机灵，迷人而且品位优雅。她的修饰只有富有的中国女人才消费得起，浑身高雅动人——我想，需要花很多钱来维持。站在她的身边，我感觉自己有点象Thurber笔下忧郁的猎犬。她吐字清晰，人格完整，充满自信。当岁月让她的另一位姐妹，孙逸仙夫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哀伤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让蒋夫人的信心和权力增加了。
Emily Hahn正住在香港，刚刚完成了她有关这三姐妹的书籍。她们三人的经历的确值得写本书，但是和许多外国人所想象的相反，中国不是只有她们三位有才能的妇女，而我总是认为媒体只将焦点对准她们是件不幸的事情。我经常想，如果整个宋氏家族是出生在偏远、贫困的地方，她们的结果又会如何。我想到了那些军队和人民中间当医生、护士、政治组织者、教育家的中国妇女，以及那些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但是依然努力工作，不断提高、不断向前发展的人。而且我也想到那些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牺牲的人们。
一种新式的中国妇女，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美国妇女，正在猛烈的战争中稳步向前发展。一位这样的妇女和我在Hall主教的乡下住所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的名字是萧红，而她的命运就很典型。当日本人1931年首次入侵满州里时，她逃跑了。她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也是为了逃避富裕的父母为她所选择的婚姻。她不停地在日本人进攻的前沿生活着，开始在北平，然后在上海、汉口、重庆，并取得成功。她的第一本书《生死场》就是被鲁迅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的，而且鲁迅还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妇女所写的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小说。后来这位女孩出版了其它三本书，包括一本她住在我家时所完成的战地小说。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一样，她生活在永久的贫困中。这些作家所挣的钱让他们和苦力处在同一阶层。因此萧红和她的许多同行一样，染上了结核病。我把她送到女皇玛丽医院，资助她治病，一直到香港沦陷。她在日本人占领这个小岛几天后去世了。她那年只有二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