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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恐怖主义
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年轻图书管理员的脸显得非常痛苦，特别是当我提到：“我很怀疑有多少中国人是‘米饭基督教徒’——那些只为了吃饱饭的人。”
“这没法知道，”他回答。“我们的秘书看好像是起来跳到了政府的立场。昨天我们的秘书到处转悠，让我们集合起来祈祷。因为蒋介石将军加入了南方卫理教派。他看起来很害怕。”
“许多中国人让我害怕，”我解释道。“无论是不是卫理教派！当一个中国商人与基督教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可怕的结合。虔诚，微笑，握手与一个生意头脑结合起来——”
两个年轻人进来了，要借书。那位管理员合上了我带给他翻译的小册子。它的题目是《圣约翰的福音》，但是翻开福音书的几页之后，上面赫然印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当那两个年轻人离开以后，图书管理员又打开了小册子，继续为我翻译章节的名称。这是本“禁书”，也许是共产党出版的，但是上面的出版社名字却是一个不存在的基督教出版协会。这位年轻的管理员已经有许多册这样的书籍，都带着基督教或是儒家经典的书名。
这位图书馆管理员是信息的来源。他从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公务员、官员朋友、新闻记者、以及餐馆和茶馆的流言中收集那些被封锁的消息。他不是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关心民众幸福的年轻人。如果政府提供了任何有益的东西，他阅读；如果共产党发表了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也浏览。
一天，这位年轻的管理员跟我说：“你愿意去扬子浦厂区看看工人住宅区吗？我可以明天带你去。那里许多住宅都是属于天主教的产业。”
我迫切地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我到他家去与他会面。他住在一间破坏上海形象的“半租界”的房子里。这些房子都是在主街道旁边的里弄和巷道两边的长排建筑。第一层总是一间方形的起居室带着一间黑暗的厨房以及一间完全漆黑、封闭的厕所。如果一个位教会学校培养的小职员生活在这，那么里面一定会有一本破旧的美国《流行歌曲》，一本赞美诗，一本电影杂志，上面的彩页印着纽约的“the Grand Central Terminal”，或者是一位小姐坐在喷泉的边，听着穿短裤的爱人的细语，而丘比特则手握弓箭飘浮在他们的头上。
在上海，没有古老北平的广阔，也没有那里悠闲的魅力；没有漂亮的蜿蜒的建筑以及色彩斑斓的瓦片屋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破旧而贫瘠的城市。
下午，当我敲着图书管理员的家门的时候，我被头顶上窗户上传来的拖长的“嘘～～”声吓了一跳。抬头向上，我看到了图书管理员的脸。几秒钟后，他打开了门，然后小心翼翼地让我进了屋。
他不出声地打着手势让我上楼。从一个后面的窗户观察另一排小的“半租界”房子，我看到一群中国和外国密探敲打着一扇门。里弄里上上下下的窗户里都露出了人脸，然后又消失在阴影中。斜对着我们的门被一个穿着长袍的、高瘦的男子打开了。两个密探一拳打倒了他，其他人跟着他们闯进了房间。一个女人的声音恐怖地尖叫着，然后我们看到了她，被侦探们追着上了正对着我们房间的楼上。她疯狂地四处跑着，然后将她的手臂放到了墙上，头深埋在里面。暗探们撕开了床垫和枕头，然后搜查了房间的其它地方。在那间简陋的房间里没什么可查的，很快他们就搜完了。屋子的门又打开了，几个侦探和带着手铐的那一男一女出现在门口。那位女人的脸色灰白，而那位男人的嘴里吐着血。当他们行走的时候，他们瘦弱的身体在棉衣上透出了轮廓。
到了楼下的起居室，图书管理员的弟媳惊慌地说：“有些暗探留在那屋里等那对夫妇的朋友。我的一位女朋友经常到那去。我不敢去通知她不要来。我会被捕的。”
“我去吧，”我说。“他们总不能逮捕一个拜访一位女孩的美国人。”
那位女人松了一口气，然后我记下了她给我的名字和地址。
“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她提醒我，“因此如果是暗探们开了门，就说你在找一位英语老师。先等等，我看看我们的里弄是否安全了。”
她跑到楼上，一会儿后，下来轻声告诉我可以走了。
一旦走到了大街上，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着，在橱窗前停留，确认后面没人跟踪。然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开走了，在城市的中心下了车；走过一个街道，又打了一辆车，在距离我的目的地很近的地方下了车。当我走过另一条半租界房子的巷子时，我害怕密探会打开那位女孩的家门。当我敲门的时候，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没有回应声。然后我头顶的一扇窗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向上看着，我看到了一位漂亮姑娘的脸，上面是一双大大的眼睛以及一头短发。
“快点下来！”我小声说。
里面传来了小跑的脚步声，然后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告诉了她这次袭击。她的闪烁的眼睛变大了，看着她的书柜。最温和的社会小说也会导致牢狱之灾。数不清的这样年轻的人都在监狱的围墙后虚度着他们的青春。
“把你想给我的东西都给我吧。”我劝说她。“你可以从派我来的朋友那里再找到我。”
她飞快地走到书柜旁，开始将书拿出来，其中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她跑上楼，返回时带来了用袋子装着的一些杂志。
我从这个丛林城市的街道上返回了，这里的密探和匪徒们追捕着所有与官方的思想不同的男女。在半小时内，这个女孩就会离开她的住处，警告她所有的朋友。因为，无论家庭、血缘、同志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严刑拷打都有可能打碎它。对那些把革命仅仅看作一种罗曼蒂克的冒险的人或是那些逐渐变得只为钱工作的共产党高官时常会出卖他们的同志——甚至是在没有动刑之前。一些重要的共产党叛徒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秘密情报机构，后来成为有名的“蓝衣社”；而且他们在火车和公交车上周转，在茶馆和廉价旅馆里徘徊，或者在监狱里穿行，来指认他们以前的同志们。其他的人通过发表“悔过书”的方式来赎买他们的生命。假如有人回到了他们以前的工作之地，猜疑始终包围着他们，经常是好几年的时间也没法摆脱这个阴影。我曾经对着一位共产党说：
“看起来你们只相信那些死去的人！”
“假如我们轻易地就被出卖了，中国就完了！”他回答。
“你们的猜疑也会导致叛徒。假如你们关闭了大门，也许他们最后会走进蓝衣社的大门。”
“我们总是有办法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叛变了。”眼睛盯着我身后的天空，他补充道：“国民党对于那些曾经是共产党的人不会真心信任，因为如果他背叛了我们，有一天也会背叛他们。他们也清楚我们的信仰，一旦在一个人的心里扎根，就没法彻底根除。”
“一种无奈的代价，不是吗？”（“An unwilling tribute,isn’t?”）
“不。在政府中有许多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属于我们，他们需要某种生命担保。但是特务机构已经杀了很多投降过去的人。他们吸取了叛徒们身上的所有有用的信息，然后象榨干的桔子一样将他们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