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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恐怖主义
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冯达，是我的秘书及翻译。他浏览并剪下中国媒体的消息，将它们翻译成英文，建立起我的资料库。我有关中国红军的档案装了很多箱，但多数是官方的统计；从中发现有五十万的红军战士已经被消灭，然而官方的通报依然是被追剿的一小撮“残匪”正四处逃窜。朱德，红军的司令员，以及毛泽东，共产党的书记，已经有十多次被宣布杀死。他们“死亡”一个月之后，他们的人头又有了新的赏金。
我在不同的城市都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有关枪毙共产党或是声称是共产党被枪毙的情况。直到1932年，中国媒体还在发表有关大屠杀的被杀者的细节而且通常是各种图片。一份来自重庆的报道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省政府为抓捕或杀死一位共产党员悬赏五十块钱。马上，学校和大学就被一群士兵袭击，而且学生在街头就被枪杀。然后屠杀者得到了他们的奖金。一次，我将此类报道的摘要放到了陈友仁的面前——他曾经做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一直到1927年。他是一个政府的严厉批评者，而且他发誓如果他能重新掌权，他会尽全力来制止这种恐怖主义。当他在1931年在广东重新当政时，我到他那里请求赦免十二位被当作工会组织者的水手。他回答说这些人明知故犯，对此他无能为力。
同样地，在1931年的春天，我到美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秘书那里，希望他能阻止中国警察引渡两名在上海逮捕的外国工会官员。他拒绝了，责怪我从来不会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找他。他断言他所关心的是中国，而且对他来说，那些最贫困的苦力的权力是与任何外国人的是一样神圣的。我接受了这个指责；几个月后，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找他，其中三位是工会组织者——他们被逮捕了而且很可能被杀害。他回答：
“这些人知法犯法。我无能为力。”
象其他外国的通信记者，我不得不建立起我自己的新闻来源，而且因此与不同类型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尽量地维持友谊。我喜欢学者们的博学以及一些新闻记者的人生观；但是我尤其羡慕和尊重那些后来成为全民抗日自救会成员及共产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我来说，他们体现了如法国人、美国人、苏联革命者一样的勇气和信心。
对于其他的人，与多数的外国人（包括我自己）之间有一道屏障，而且我很少接触我的同行。当然，John B.Powell，《中国每周评论》的美国编辑，以他的正直打动了我。由于他不喜欢共产党并相信国民党，我们经常意见不一，但是他是一位美国民主主义人士，总是捍卫着我自由思考和创作的权力。对于英国和日本的远东政策，我们怀着同样的害怕和痛恨；而且，后来日本人入侵中国之后，我们走到了同一阵线，他发表我给他的任何东西。
几年后，当日本人开始暗杀中国新闻记者，Powell先生组织起他的同事来体面而光荣地埋葬他们。只是在日本人在1941年12月占领了上海后，他才停止了他无畏的保卫中国的行动。他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很多年，不久他就被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另一位美国通信记者Victor Keen。
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位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飞行员。他是一个中立的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我与他保持联系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来源。当从内地的不同城市返回时，他会给我带来他所拍的照片以及许多消息。
他不断地声称生活没有目标。一天下午，在飞往汉口的飞行之后，他进入了我的房间，垂头丧气地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的脸发白，嘴巴抽动着。我给他倒了一杯白兰地，等着有关无意义的生活的话题爆发出来。他扔了一袋胶卷和照片到我的裙子里。一些照片显示了十多个中国共产党被砍头的不同阶段——事实上，是被称做共产党的人——在汉口海关前的广场上。一些照片显示了躺在大街上的被斩首的工人的尸体。其中一张是衣着高雅的中国军官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在他身后是一家外国工厂的围墙，而在墙底就躺着许多很明显是刚被他射杀的工人的尸体。
“除了那张军官拿着手枪的照片外，其余的都是我拍摄的，”Kurt说。“那张是英国工厂的老板给我的。我从海关的窗口上偷拍到了大屠杀的照片。这十二个人半身裸露，手被捆在身后。绳子圈绕着他们的脖子，血从一些人的嘴里涌了出来。警察和士兵们都热衷于杀戮。他们踢着囚犯的膝盖，用绳子拖着他们的头向前伸；一个肥胖的行刑人用一把大刀砍下了他们的头。鲜血喷射而出，有些撒到了围观的众多中国人的身上，他们的手放到两边，站在那里看着。”
“你抗议了吗？”
他根本没注意到我的话：“一个囚犯被摔得四脚朝天，在他被砍头之前就已经死了。一些人用高而刺耳的声音唱着歌。他们唱着《国际歌》。当所有的囚犯死了后，警察用扫帚清理地上的血迹，突然将扫帚挥向那些围观的迟钝的人群。那些围观者象兔子一样逃开了。”
他呕吐了，站起来就跑到了卫生间。当他返回时，他的脸非常苍白。
“看着这个现代化的城市，Kurt，”我开始激动了。“假如你和我告诉人们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将这些图片展示给教会，商人，新闻记者，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秘书。这个城市——看着它，有铺砌过的街道，有电灯炮，巨大的建筑——”
“对我来说，我不想为了一群中国人而被烧死！我要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到澳大利亚去。”
“中国人对你来说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是吗？”
那天晚上之后，他告诉我他带回了更多的从空中拍的照片。这是被中国政府所禁止的，但是他依然拍了。
“在我在澳大利亚找到工作之前，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在那生活得象个人样。”他解释道。
我充满怀疑地盯着他，然后问：“你的老板怎么会要中国版图的照片？”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你成了对抗中国的间谍！”
“中国？你怎么会对中国有感情呢？想想我给你带的那些照片吧！”
“但是这个国家属于中国的人民。可你却在帮他们的敌人。”
“你真是个幻想家！”他回答，坐下来沮丧地看着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