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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在1930年中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一对教师夫妻拜访了我，并提了两个请求：其一，让我为一个新的刊物《大道》提供有关印度的文章和资金——这个杂志是献给那些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其二，租一间可以举办招待会和宴会的小餐馆来庆祝鲁迅的五十岁生日。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一些中国人称做中国的“高尔基”，但是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中国的伏尔泰。
第一个请求我愉快地接受了，但是第二个却是充满了危险，因为被邀请的一百多人都是“危险思想份子”的代表。我的朋友向我保证，所有被邀请的客人都是口头邀请，而且发誓保持安静；而且所有通向这个餐馆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岗哨”。
在生日庆典的那天下午，我和我的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的一间德国小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客人们走过的长长的街道。在我面前的十字路口，我可以看到一位穿着长袍的中国人在等车，旁边的台阶上坐着另一位中国人。
鲁迅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早早地到了，而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在我以后的在中国度过的岁月里，他成了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人物。他矮小而瘦弱，穿着乳白色的丝织长袍，脚上穿着软底中国鞋。他没有戴帽子，头上的短发象刷子一样耸立着。从他的脸上来看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我所看到的那张最富有表情的脸庞。一种鲜活的智慧和思想从这张脸上流露出来。他不会说英语，但是德语却相当不错，因此我们用德语交谈。他的举止、言词、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散发着难以言传的协调和完美的人格魅力。我突然感觉自己象一个笨蛋一样笨拙和令人讨厌。
几乎是一会儿，客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到了，鲁迅走回了花园。我不停地跑过去看他，被他那打着手势的细长的手给吸引住了。
当客人走过，我的两位朋友给我指点着，他们中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演员、记者、学者，甚至是两个贵族。贵族们到这来不是因为他们与鲁迅有同样的信仰，而是被他的正直、勇气和学识所折服。
这真是一个混杂而令人激动的集会——知识分子革命的先锋们都来了。一群面带饥色、衣着简朴的人被告知是一群新型现代戏剧美术实践者的代表，他们正在试图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夫人的扇子》之间插入社会戏剧。一个看起来更富足的团队被告知是洪琛教授带领的复旦大学生代表。他们排演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以及他们的教授所写的一两本戏剧。洪教授也是中国首个电影公司的导演之一。第三个引人注目的团体是由左翼演员、作家、翻译家组成的，他们排演了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莱、高尔基、以及雷马克等人的作品。后来他们排演了《卡门》，在上演第三场时，遭到了警察的袭击，被逮捕，然后话剧也随之结束。在观众中的密探不喜欢最后一幕，在其中唐•琼斯将卡门刺死：当卡门将她的指环向抛弃她的爱人掷去时，她最后的言语让密探们想起了国共之间的分裂！
我站在门边，看到许多人走近一位高瘦的年轻人，而他则快速地向前走着，不时地向后看着；他显然是一位学生，当他走过时，我的朋友低声地告诉我他就是地下党的机关报——《上海报》的编辑。《上海报》正在这座城市开辟着一个新闻游击战场。随后进来了一位西服皱皱、头发乱长、胡子拉查的人。他被刚刚从几个月的监狱生涯中解救出来。他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指控确实是真的，但是金钱却更加有魔力。他的家里花了一笔巨款来贿赂抓捕他的人。
花园里已经满是人，也没有客人来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依然站在门口守卫着。当黑夜降临，半数的客人都走了。其他人过来接替我们，我们进了餐馆与其他客人们一起进餐。
在宴会以后，演讲开始，我的朋友为我翻译。德国餐馆老板不懂中文，因此他根本就不关注我们，但是那些中国侍应生们却有意识地静静站在旁边听着。当一头乱发的人对监狱生活进行汇报时，我们观察着每一位侍应生的动作。在他之后是《上海报》的编辑，做了我所听到的第一个确实的有关红军起义的讲演。其中讲到了农民们对抗地主的“秋收起义”，以及农民们象小溪汇入越来越宽阔的河流一样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一位矮小的、满头卷发、态度严肃的年轻女人开始了关于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性的演讲。在结束之时，她呼吁鲁迅来当新的左翼作家以及左翼艺术家联盟——后来的中国文联——的“导师”和保护者。
从始自终，鲁迅都仔细地听着，将他的注意力放到新的演说者身上，他的食指一直在他的茶杯边缘划动着。当所有的演讲结束，他站了起来，平静地开始了演讲。他讲了一个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混乱故事，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也是动乱的中国的故事。
他出身于清朝一个没落的农村书香门第家族，在一个封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现代思潮对于农村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因为太穷，不能去西方国家留学，他不得不跑到日本学习，然后开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同情。他学习了现代医学，也读了早期的日本人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托尔斯泰引导他转向社会思考并因此而领悟了现代文化的力量。
他回到了中国开始行医，但是象西方的许多医生们一样，很快意识到许多疾病都是根植于贫困以及伴随着贫困所产生的无知之中。只有富人才能看得起病和得到治疗。在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影响之下，他开始利用文化作为向封建思想作斗争的武器，开始写俄罗斯古典风格的短篇小说，从此逐步彻底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在北京——新思想的诞生地——成了一位大学文学教授。
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学习了德文和俄语，翻译了许多俄罗斯小说和散文。他的目的，他说到，就是将最好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展示给中国的年轻人。他也开始收集西方古典和现代油画以及绘画艺术的样本，并为年轻的艺术家们出版了大量的画册。
他说，他现在被要求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希望他成为无产阶级的作家。让他成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的说法太幼稚了。他的根在农村、在于农民、以及学术的研究。他也不相信中国的年青知识分子在没有对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痛苦的有着切身体会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理论。
除此之外，他愿意继续将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介绍给中国的青年人。他很愿意去帮助和指导中国的年轻人，或者象他们所要求的，做他们的导师。但是保护他们？在这个最温和的社会文学都被看作是犯罪的时代之下，谁能保护谁？作为“导师”，他激励着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走进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从生活中提取他们创作的素材，而将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作为外在的一种形式。
当集会结束之后，一位年轻人走向我，沮丧地摇着头说：
“非常令人失望，是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让青年人太受打击了。”
我与生俱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厌恶感又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做体力活，他们的作品远离实际生活。对他们来说，“青年”也仅仅指学生，而对于工人和农民，他们虽抱以同情，却始终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个时代，许多他们所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化”都是模仿苏联作品的做作而苍白之作。
对于这位年轻的批判者，我回答我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