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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的生活与鲁迅以及他的亲密伙伴——中国有名的小说家——茅盾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三个一起，收集和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德国民间艺术，此外我们也一起给西方国家媒体写作，其中许多都是对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反动行为的抗议。经常，茅盾和我在街头的某角落相遇，在对鲁迅住处的周围环境作一番仔细勘查之后，走进他的房间，然后与他共度一晚。我们会经常从一家餐馆定餐，然后花几个小时交谈。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都为帮助和支持那些为贫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和牺牲的人而自豪。
鲁迅始终是这一荣誉的旗手，他是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们的“老师”和“导师”。在他们中间有许多派系，而每一派都试图让鲁迅站在他们一边或他们的“阵线”。鲁迅耸立在他们中间，拒绝被他们那动荡的团体里的任何一派所利用。他倾听着每一个人的谈话，解决他们的问题，评论他们的作品，鼓励着他们。而他的名字总是在他们所出版的杂志上占据着第一位。
他经常向我提到写一部基于他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小说，但是他的国家所处的水深火热的社会环境让他无暇于此。他对于“屠杀无辜者”和违反人权的痛恨如此之深，以致于不久他又拿起了他的笔——一把真正的匕首——作为政治批判的武器。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看起来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最复杂的了。他的一些“政治评论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翻译成英文，因为不能公开地抨击反动派，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晦涩的暗喻，而这些暗喻正是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思想。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明白他是将当前的专制统治与旧的历史对比。在这些政论文里，汇集着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涓涓细流，就象一幅平放着的精美的版画。他公开地发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杂志，但是最终却只能看着它们一一被查封。这些杂志，简短而朴素，象骄傲的旗帜一样飘扬着。对他来说，思考和表达的自由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本质。他的文章如此独特，即便是假名也无法掩盖，而审查员经常肢解他的文章，直到它们被修改得毫无意义。与他联系的作家、编辑开始消失得悄无声迹；只是他的年龄和地位让他免于被捕。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日本左翼敢于发表他完整的文章。对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他是最有声望及最值得尊敬的中国作家。
他的朋友的失踪和死亡象毒药一样侵蚀着鲁迅的身体和思想，他生病了。有时他病倒起不了床。他感觉他的心脏越来越脆弱，便同意让上海最好的外国医生给他看病。在检查之后，医生将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说除非长期休养在一个干冷的气候之下，否则他就会死于结核病。那位医生补充：“他显然不会听从我的建议。这些守旧而无知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现代医学！”
鲁迅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但是却不是因为他的守旧和无知。“当其他人在战斗和牺牲的时候，你让我躺下来休息一年？”他质问着我们。当我们反驳了他之后，他提醒我们注意他的贫困；然而当我们希望能募集资金之时，他仍然拒绝。高尔基邀请他去苏联做客一年，但是他不想去。他说国民党会大势宣传他接受了“苏联卢布”。
“不去他们也会说的！”我争辩道。
“他们不敢，”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撒谎！而且，中国需要我。我不能去。”
我们徒劳无功地恳求着他。“任何人都不能逃跑！”他说。“一定要有人起来战斗！”
1930年末，我要到菲律宾去修养几个星期。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鲁迅和三位青年作家度过了一个晚上。其中一位，以前曾经当过老师的柔石，也许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中最有才华、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当我1931年3月回到上海之时，我的秘书冯达告诉我，二十四位青年作家、演员、和艺术家被逮捕后杀害了。在2月21日的晚上，他们被从监狱里带出来，被强迫挖好了自己的坟墓，然后被枪杀。其中一些是被活埋的。这其中就有柔石。
我匆忙赶到了鲁迅的家里，看到他坐在书房里，脸上的胡子未刮，满脸悲伤。他的头发也没有理，双颊塌陷，眼睛里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可怕的仇恨。
“这是我昨晚写的一篇文章，”他说，给了我一篇满是雕刻般文字的手写稿。“我叫它‘写于深夜里’。请将它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吧。”
之后，他介绍了它的大意，我警告他如果这篇文章发表了，他也许会被枪杀。
“有关系吗？”他愤怒地回答。“总有人要出来说话啊！”
在我离开之前，他和我一起为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屠杀向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写了一篇宣言。我将它带到茅盾那里，他修改了后帮我翻译成了英文。后来，这导致了首次来自于外国的抗议，五十多名美国的著名作家抗议对于中国作家的屠杀。国民党非常惊讶地知道了西方世界的反对声音！
鲁迅的文章，《写于深夜里》，即便是在海外也未能发表，而我至今仍然带着它。在我在中国所读到的作品中，它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它是一个愤怒的吼声，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夜晚所写成。它开头如下：
人们也许会路过旷野中的一堆纸灰，或是刻画着各种符号的断壁残垣，却从不关注它们。然而，这其中却充满了人类言语难以表达的关爱，悲叹，和愤怒。
“旷野中的纸灰”，他是指中国传统的丧葬里为故去的人烧纸钱的风俗。他然后写到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其中展示了一个悲伤的母亲双手将一个将死的婴儿献出——一位普通民众对死神的供奉——他将那个婴儿看作死去的二十四个人的象征。他的文章继续写到：
在中国的过去，死刑犯往往被拖着去人群密集的大街上去游街示众，这时他可以大骂阎王，可以大喊冤枉，可以大骂审判的县官，也可以炫耀他的英勇事迹，也可以大叫自己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刑场旁边的人就会大声叫好，他的勇气也会因此而声名远杨。
在年轻时，我总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地野蛮和残酷。然而现在看起来，过去的统治者能够允许囚犯这么做，毕竟还是对于他们的权力充满了勇气和信心。这其中甚至还包含着对于死囚的一点点恩惠，一点点的仁慈。
然后他将矛头对准了自鸣得意的诛堂，他在林语堂博士创办的《宇宙风》上厚颜无耻地宣称，对于死囚的同情或赞扬也许是个高尚的情操，但是却对社会无益；因为这意味着否定那些成功者。鲁迅辛辣地讽刺了他，然后谈到了那些杀人者，写到：
今天，每当我听到一个朋友或学生的死亡，而且得知没人知道他们死亡时的情景，我发觉这比我自己能知道所有屠杀的细节时更加悲哀。我能想象到死者在一间狭小黑暗的房间里面对着屠夫时，心里那种可怕的孤独和无助。当我第一次读但丁的《神曲》时，我曾经惊讶于他所想象出来的各种残酷。现在，经历了更多的事情，我才发现但丁的想象力是何等的不够。他根本没想到今天社会里最普通的秘密屠杀的残酷程度。
在结尾处，他附带了一封也许是从地狱里送出来的信件，这是一位十八岁的囚犯写的。这位囚犯与其他两名一所上海大学的学生，都是因为参加了鲁迅所创办的木刻研究会而以共产党的名义被逮捕的。他们被捕的证据之一就是卢那卡尔斯基的一幅木刻版画。作为一个疯狂的理由，木刻被带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因为不敢逮捕鲁迅，政府就逮捕了他的学生。
这位学生的从监狱里的来信，以“敬爱的导师”开头，然后叙述了从他被捕那天起的蒙难故事，直到一天他贿赂了一位看守，将这封信转给鲁迅。信里面特别描述了一位被指控是红军司令员的农民的严刑拷打；特务们将钉子钉进他的指甲盖，让他跪在地下，他的脸色呈土灰色。
“我敬爱的导师，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凉透了，”信上哭诉着。
当茅盾和我翻译完后，他停了下来，低声地说：“这的确是在深夜里写的。”
“真的是深夜,”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