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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行程
正当我1930年夏天到达广州的时候，又一位将军的侍卫被他的对手以五十大洋买通，将他杀了。这种事情已经是开始让我感到可笑。广东省政府是半独立的，但是那些武力统治的将军们所考虑的仅仅是他们在南方搜刮民财所得的份额。他们坐在在防弹车里，侍卫们站在车的两旁，在市里到处转悠着。这就是军官们和官员们上台以后的勇气。
所有的政府官员我都访问过，但是却没记下来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隆重地接待了我，因为外国新闻记者很少或从来不会在炎热的夏季来到南方。因此我获得了一个官方安排的行程，带着一位官方派出的向导，去参观工厂，平整的公路，新的自来水厂，以及孙逸仙纪念馆。而事实上，我所依靠的是那些中国大学的教授们，一位临时的新闻记者或编辑，教师们，作家们，广东的德国领事——以及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我在那年最热的时候去南方的真实原因是想考察丝绸工业区内数百万的“丝农”的命运。因为在日本大企业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丝绸行业正在迅速地失去他们在美国的市场。但是我不想成为势力强大的广东丝绸行会的客人，然后去参观产丝区。因为这个行会，就像一个整天嘻嘻哈哈，袒胸露乳，肥大的肚子上挂着睡衣的带子的弥勒佛。最后，我找到一群正在从事这个地区调查的岭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一位年轻的专家正准备到顺德的产丝区做一个为期六星期的调研。我和他一起去了广东丝绸行会，在那里他与一位多疑的行会官员吵了一架，直到他得到许可，随一艘行会的蒸汽机轮进入到数百万丝农正在辛苦劳作的产丝区。在那里，南洋的百万富翁们已经建起了许多大型的制丝厂；而纺纱厂的工人都是年青的女工。
第二天，这位年轻的专家和我一起上了船。大约二十到三十名丝绸商人是其余的乘客。船上装备着装甲和机关枪，来防止丝绸商人被“土匪”劫持。所谓的“土匪”，我听说，是那些一年一度为谋生而铤而走险的农民。
我曾经计算过，如果那些“土匪”劫持了我们的船，他们所得到的食物足够一个村子吃上好几个月。与此同时，商人们在桌上弯着腰，吃着大餐，将鸡骨头丢得满地都是。他们谈论着蚕丝，金钱，市场，谈论着他们的公司损失了多少钱。丝绸工业的确是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但是如果说到损失，显然不是眼前的这伙人。我开始有点想Jesse James了。
我的年轻陪同对这些人都很敬畏，但是当他谈到丝农或是纺纱女工时，他的话语里开始有了敌意和蔑视。他看起来似乎特别憎恨那些女纺纱工，而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来弄明白为什么。他告诉我那些女工都是全中国都有名的女同性恋。她们拒绝结婚，如果他们的家里强迫她们，她们就会拿出工资来贿赂他们的丈夫，让他们去娶一位小妾。多数结婚的女工只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她就会回到工厂，拒绝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政府刚刚签署了法令，禁止女工利用金钱贿赂来逃避婚姻，但是她们置若罔闻。
“她们太有钱了——那才是麻烦的根源！”我的年轻同伴解释道。“她们每月能挣到十一块钱，因此而变得目中无人。”他补充说这些钱她们也要抚养父母，兄弟和姐妹，以及祖父母。“她们浪费了她们的金钱！”他声称。“没有哪一次看电影时没看到她们一群群地手挽手地坐在一起。”
直到1927年被禁止以前，制丝厂里还有共产党小组和工会，他谈到；而现在这些卑劣的女工们为了回避法律，建立起了秘密的“姐妹会”。她们甚至敢于罢工要求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薪水。不时地还有两到三个女工一起自杀，因为她们家里强迫她们去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