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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行程
几个星期以来，我和我的同伴步行或是乘小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集镇到另一个集镇。毒辣的太阳让我们的衣服象外科大夫的手套一样粘在我们身上，汗水让我们帽子的带子和鞋子都湿透了。晚上，我们在农村的小客栈里或是在祠堂里架起简易床，挂起蚊帐来过夜。一路上，都能碰到半裸着上身，弯腰挑着满满的两箩蚕茧的丝农。集镇上散发着蚕茧的气息，镇上的仓库里堆满了一束束的原丝。每一座村子里都满是养蚕的团匾，操劳过度的丝农们日日夜夜地守候在旁边，出去却只能半裸着上身。
当我询问农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时，我的同伴开始是好奇地，后来却开始感兴趣地为我当翻译。他们的房子是空空的小屋，屋内是泥土地板；床是一块木板，上面铺着旧草席，四周用棉布围起来充当蚊帐。屋内通常有一个粘土制的土灶，上面摆着一两件煮饭的器皿；灶旁边有一张狭长的凳子，有时还有一张旧的带着树节疤的桌子。数百万人的家就是如此。少数人有桑叶树——而树就是财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预先将他们的收成卖了出去，以获得钱和食物。假如收成没了，他们也就失去了一切。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故事都是一样的：丝农们都在丝绸商人们典当了一切，永远都欠了一屁股的债。
只是当我们走近了大的集镇——那里的制丝厂向四周散发着蚕茧的恶臭气，我们才遇到了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民以及更少的积劳成疾的面孔。而这种家庭里的女儿们都是制丝厂的女工。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那些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工业家对于那些女工们意味着什么。这里是整个中国唯一以生了女儿而高兴的地方，因为这里女儿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她们对自身价值的意识在她们有尊严的、独立的举止上可以反映出来。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她们被指控成同性恋。她们只要将她们自身有尊严的地位与那些结婚以后的女人的低下对比一下。而她们的独立，对于官僚们来说就是一种公开的侮辱。
我同伴对于这些女孩的痛恨在我们参观制丝厂时变现得更为明显。她们一排排地，穿着黑色的夹克和裤子，在装满开水的蚕茧桶坐着，被开水烫得通红的手指在被纺出的丝线中闪闪发光。有时，一句话在她们中间迅速传递开来，引起了整个车间的哄笑声。我同伴的脸色开始越来越难看了。
“她们叫我是资本家的走狗，而你是一个外国帝国主义洋鬼子！她们在嘲笑你的衣服、你的头发和眼睛！”他解释。
晚上，在将我们的行军床在一个古老的家祠里，整齐地铺好了之后，我们两个坐在了家祠的门口。在河道的另一边，矗立着一座制丝厂的高高的围墙。不一会儿，就涌出了穿着黑色衣服、手拿镀锡饭盒的女工。所有的女工都穿着一双前端用一根皮革系紧的木制凉鞋，边走边发出了“踏踏”的声响。她们黑色而有光泽的头发都整齐地梳到后面，编成一条直落到腰间的辫子。在她们脖子后的辫子上扎着两三英寸宽的红丝绳——形成了一个个可爱的红色斑点。
当她们一排排地涌过河道上的拱桥，经过家祠的门口时，我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美丽的女人。
我劝说我的年轻同伴为我翻译，但是他拒绝了，说他不懂她们的方言。他非常地恼怒，站起身来向镇子上走了。当他走了以后，我跟着那些女工们。一群女孩围着我看。我给了她们一些麦芽糖。周围一下子闪现出了白白的牙齿，用一种尖锐而不连贯的方言欢呼着。她们拿着糖，开始咀嚼，然后开始审视我的衣服，盯着我的头发和眼睛。我做着与她们同样的动作，不一会儿，我们都开始大笑起来。
两个人过来挽着我的手，带着我沿着石板路向前走。其他人跟在后面，愉快地交谈着。我们走进了一位女孩的家，被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大眼睛的小弟弟热情地迎进了家门。他们身后的小房间里已经坐满了其他的女孩和好奇的邻居们。一支蜡烛在围放着许多长条凳的方桌中间点燃了。我被安排坐在最尊贵的位置，并给我摆上了传统的茶。
然后一个奇怪的交谈开始了。即使我会说最好的官话，我也听不明白这些女孩的话，因为她们的语言与中国其它任何地方的语言都不一样。我曾经痛苦地学习中文——在满州里，在北平，在上海——但是每次我刚开始适应，又不得不去新的地方，而我之前所学到的东西又变得毫无用处。上海有自己的方言，而我在北平说时就会引起哄堂大笑；而在南方就更加无用了。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官员能够花上一年时间在北平的语言学校里学习。新闻记者们不得不这儿，那儿地到处辗转。
因此我用图画和手势与制丝厂女工们交谈。你有小孩吗，她们问，指着小孩子。没有？还没结婚吗？她们似乎很有兴趣，也很好奇。为了解释，我拧开我的钢笔，从衣袋中取出一本笔记本，然后作出思考的样子，严肃地看着她们的上方，然后开始作出写的样子。这引起了极大的兴奋。
一个站在门口的男人问了我一些有关满州里的事情，而我能听懂他的说话。我是一位美国人，一位记者，他告诉那些屋里的人。是的，我确实是一位知识分子——但是曾经是一个工人。当他解释这些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感到非常难以致信。
女孩们挤满了屋里的凳子，而其他人则站在她们后面。利用我少的可怜的几句官话再加上我的手势，我开始明白她们中有一些人每月能挣八到九块钱，少数人有十一块。她们每天工作十小时，而不是我的同伴所说的八小时。曾经，她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我的语言不够用了，因此我在笔记本上画一些简单的图片来弥补。她们怎样赢得十小时工作时间的？我画了一个制丝厂的草图，一个肥胖的男人站在屋顶大笑；然后第二张画同样的画上这个男人却在大哭，因为一排女孩手挽手围在工厂的前面。她们讨论这这些图片，然后一个女孩喊出了两个字，而所有的女孩开始表演一次罢工。她们手交叉着，就像不愿去工作；有些则将她们的肘放在桌子上，低下她们的头，就像是不愿意挪动。她们笑了，开始挽着手，然后拖着我到了圈子的中间。我们都手挽手站在一起，牢牢地形成站成一排，大笑着。是的，这就是她们获得十小时工作制的方法！
当我们站在那时，一个女孩突然开始以一种高而甜美的声音唱起了歌。当她突然停止的时候，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唱着回答。一次又一次地，她唱出一个问题而其他人回答；而我，则兴奋地站在那里，绝望地意识到她们所唱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这首奇怪的歌结束后，她们开始向我要求些什么。她们希望我也唱首歌！《马赛曲》突然在我脑海里冒了出来，然后我唱了。她们又让我再唱一首，我就试唱了《国际歌》，并仔细地观察着她们的反映。她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什么。因此，我想，在这些女孩中间有共产党组织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一阵轻微的骚动传遍了整个屋子，然后我看到一位站在门口的男子拿着一支长笛在手中。他将笛子放到唇边，而笛子开始轻柔而低声述说着。然后笛子的声音开始高扬，那位声音高而甜美的女歌手跟着唱了起来。她停了下来。笛子的声音更高了，一位男子的声音加入了进来。他在讲述某个故事，而当他停下来时，女孩的声音回应着。这肯定是某首民歌，某个古老民族的颂歌，因为在其中有着世界各地民歌所共有的特征。
就这样，我与一群言语不通的人们度过了一个晚上，而当我返回家祠时，许多人跟着我，其中一个提着一个飘动的灯笼。我穿过静静的满是石头的庭院走进我的房间，躺倒在我的床上。整个夜晚，村里的看更人打着铜锣，呼喊着时间。他的铜锣声开始听起来很遥远，穿过了祠堂的墙壁，然后又逐渐消逝，对这整个世界说着“平安无事”。
我躺下来，想着古代的事情……关于普通的人们，世上所有普通人的品德和他们的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