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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模范
长久以来，周围私下里流传着有关我们家族的种种流言。如果这些流言是真的，那正好印证了从我身上父母结婚时就里混杂在一起的两种不同性格。一种性情，来自于我的母亲——勤劳、温和、热诚的小市民性格。而另一种则是叛逆者、流浪儿、吹牛大王以及歌手的混合性格。
我的父亲在母亲未成年之前就带着她一起私奔了。她的父亲，约翰，在父亲姐姐玛丽家找到了他们。玛丽姑妈是一个有着许多儿女的寡妇，但是却是一个非常能干、有决断力的女人。她欣赏地看着外公约翰，一个脆弱却如耶稣基督般和蔼的男人。约翰的妻子那时还活着，而且，从一张已经褪色的旧照片看来，她非常漂亮。但是在她死后不久，我的外公带着一身的疾病与玛丽姑妈结婚了。在密苏里州北部单调而狭小的村落里，小小的流言常常会膨胀到让人惧怕。大多数的谣言都非常可怕。从那以后，很多农妇被看到在摇头晃脑地谈论着发生在我外公家的奇怪事情——邪恶的寡妇……可怜的满身是病的丈夫……毒药……。
后来外公逐渐衰老，最终死于结核病。玛丽无微不至地照看着他，对于他的各种无理要求从未说过重话，并告诫她的孩子，以及外公的孩子，象她一样去做。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停留着一个场景，这位高大而强壮的妇女，坐在或是跪在他的床边，低声地安慰着或是等待着。
约翰就这样死了，造谣者摇着头说，装着一付知道真相的样子。众所周知，外公最后的日子里，总是一边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一边抱怨着他的前任妻子的鬼魂纠缠着他，这样你还能期待着什么呢？当他躺下等死的时候，流言一直在说，由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外公一直想清除自己灵魂上的罪恶，但是玛丽姑妈用手堵住了他的嘴不让他忏悔！那个被幻想成能做任何事的女人，来自于一个上帝才知道的地方，会用草药治疗各种疾病，还成功地经营着一个大农场，抚养着超过一打的孩子。
如果玛丽姑妈生活在更早的年代，她可能会因为太能干而被看作巫婆而烧死。与之相反，在最后放下她那玉米秆烟斗之前，她健健康康地活到了九十岁。人们说，一直到死之前，她还开着一辆福特车走遍了乡下，嘴上叼着烟斗，满头白发在车上飞扬。她太高大了，以至于死的时候，特别订做了一副棺材。我仍然不知道共有多少男人去抬她的棺木，但是只要我真正去调查，我相信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我家温和分支的亲戚曾经说过，玛丽来世肯定是不甘居于人后的。
我母亲家的人都过早去世——考虑到他们的善良，只能说这是天生的。而另一方面，我父亲家的成员，除了一个当传教士的叔叔，都活到了相当的岁数。这两种家庭的性格，交织在我身上，使得我的内心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内战战场。
当我还非常小的时候，父亲拖着我们从北密苏里搬到了南科罗拉多，这里除了空气以外，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油及钢铁公司占有了一切东西。我父亲想到这来碰碰运气，结果却成了一位现行制度下的牺牲品——这种制度的成果就是矿工们的贫困、疾病和文盲。
我们在矿工营里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现在我意识到，知识上的匮乏远比物质生活上的穷困更严重些。当我试图回忆起所谓的文化影响，我只能想起苏格兰和英格兰民歌、牛仔歌、以及一些关于Jesse James的民谣——这些都是我父亲唱的。我记忆中从来没听过母亲唱歌，她总是那么的忧伤。
一直到十五岁，对于洛克菲勒的领地——南科罗拉多以及新墨西哥北部以外的地方，我都知之甚少。我父亲干着不熟练的苦力活，喝着酒来忘记自己的希望；而我母亲则间歇地做洗衣工或是寄宿生的看管员。我们史沫特莱家的孩子——共五个——有时能去当地的穷人小学读书。但是我没能从小学毕业，也从来没有上过中学。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是中学毕业的情况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是我始终相信，如果我能多学些有关科学、数学、文化以及语言的基础知识，我就能更好地去面对人生。长久以来我感觉到，我年轻时候的贫穷与愚昧，象很多其他人一样，是对“个人趣味”所作的赞美之词。
兄弟姐妹们和我所上的学校，除了令人厌烦外，几乎没什么可取之处。而且，我的思维仍然没有得到训练，不是所有国王的马和士兵都能教我语法和算术。甚至，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学语言的努力都以凄惨的失败收场，虽然对于德语而言，我学会了所需要的东西，或者说听起来漂亮的、有力的东西。假如我不喜欢某人，我的大脑就对他封闭起来，而我从他那里就什么也学不到。因此，在学校里，在生活中，我只学我感兴趣的，而不是人们认为对我有好处的东西。但是我母亲和Tercio矿工营的一位红头发女教师，一定是认为我很有希望，一直鼓励我去上学。教育看起来似乎要读很多书，但是读什么样的书我确实不知道。好几年，我搜索着，读任何看到的书籍，经常看不懂一个句子，但是却深信知识的钥匙就埋藏这字里行间。我的阅读覆盖了一切事物，从垃圾的罗曼史到可怕的学校规章制度，还有一本名叫《行为心理学》的书。
我曾经与经典最近距离的接触，是一大卷好像是叫“诗歌”的东西。因为它是印刷在非常薄的书上，所以很自然地就用一根细绳挂在厕所里；这好像是一个叫莎士比亚的男人写的。但是我始终对它摸不着头脑。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看到有人说第一次得到高尚的灵感是与伟大思想的接触开始的。我是直到二十岁才知道莎士比亚是谁，到了四十岁才读了他的戏剧。在矿工营，他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我将那个小册子又挂回了厕所的墙上。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都不喜欢，也遭受了许多来自富家小姐的羞辱，而我的老师也经常让我留校来教导我那些资产阶级的美德。这是徒劳的。我用石头和曼陀罗果与男孩打架，没有办法让我学的像一个大家闺秀。当我九岁时，母亲就让我出去洗盘子，看护吵闹的婴儿。后来，进步到了在雪茄厂剥烟草叶，但是由于我浪费太多，被解雇了。一个雇主说我是一个蹩脚的工人，因为我读了太多的书。“这是你这星期的工资，不要再来了。”他说。他给了我两美元。此后的几年，我试遍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
宗教信仰有时被看作文化影响。我对于宗教的了解，让我自得的是，使得我并没有按照它的规矩来训练自己。那种万事顺从的品德，那种向恺撒效忠而凯撒本人却丝毫不知的美德，从未对我有任何影响。而且，有关永恒的信仰，在我看来都是胆怯的。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万物都会死亡，而那种我们所希望的美好事物始终会胜利的想法也并非永远如此。
当我十六岁时，我母亲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去世了。她缺乏营养，身患疾病却始终没钱医治。我父亲跪了下来，大声痛哭，然后搜刮了她那老旧的马口铁箱。带着从被子补丁间找到的四十五美金，他跑到了酒吧，与儿子们一起喝醉了。我姐姐刚刚在分娩时去世，留下了一个男婴，因此我就成了家里最大的小孩，自然有责任去照顾这个小孩，还有我的妹妹与两个弟弟。
如果我能更像我母亲而不是我父亲，我本来就应该义不容辞的接受这付重担。但是我憎恨我母亲的遭遇，不想再重蹈覆辙。除了牛仔们、矿工们以及卡车司机们讲的故事外，对于这个世界我一无所知。我知道哥伦比亚航行发现了一块新大陆，知道了我的祖先在美国革命中曾经浴血奋战。Jesse James劫富济贫时的“得得”的马蹄声不时在我耳边回响。看起来男人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去发现新世界；而女人们则只能跟在后面，坐在家里，照看着婴儿。我据绝接受这种命运。经过一番简单的安排，我安顿好了我的妹妹和还是婴儿的侄儿，将弟弟留给了父亲，开始了好几年的半流浪的生活。
那些人生的开始阶段，随着母亲的去世也随之结束，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我出生了，并生存下来。我没有目标，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到目标。
在人生第二个阶段的开头，最基本的需求常常就是——谋生。一位姑妈帮我去学会了速记，但是我很少工作超过一个礼拜。如果不是看到了周围的那些做的非常好的女孩，我本来应该去学习如何拼写与正确断句。她们毫无怨言地将她们的精力花费在记录老板们的想法，然后再去将它打印出来。
这种憎恨让我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速记员，好几年我不停地从一件工作转到另一件工作——速记员、招待小姐、剥烟叶工人、书籍代理、或者是仅仅就是挨饿。母亲“向前走，上学去”的声音让我到了图书馆，但是我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时不时我找到一家学校，让我边做侍应小姐边上课。一年以后，在亚利桑那州，我成为了Tempe师范学校的一名特殊的学生。
在校期间，两件影响我生活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件是我的自然科学的入门，特别是生物学。第二件是与一位瑞典裔美国女人的友谊，她是来自纽约的大学毕业生，到西部来以便与她的兄弟呆在一起。她兄弟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工作。不久，我与她的兄弟结婚，但是很快就离婚了。我没有责怪过他；而且一旦这个羞辱的婚姻束缚解除了，我们又成为了好朋友。这种友谊贯穿了我的一生，很久以后，他再婚，生了几个可爱的孩子，他的妻子和我也成为了好朋友。我始终痛恨那种认为性爱是男女之间首要的纽带的观点。我个人从来没能将我自己与性爱关系协调好，因为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个从各方面限制女性的陷阱。对女人来说，婚姻最好是一个经济投资；最坏的，是劳作奴隶的牺牲品。我从未听说哪个社会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几十年后，我曾经在苏联对男人们说，我已经听够了男人们在红场的列宁墓前的演讲，但是在此却只听过一个女人讲话——而且那天还是国际妇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