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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游击战场
1931年晚春的一天下午，我打开了《上海商报》的晚报；这是一份美国的日报，在其中心页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我的文章。文章是英国移民协会的会长Woodhead先生所写，他是远东最反动的英国作家之一。
文章很有趣，并不是因为牵涉到了我，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上海头脑”的典型事例。即使是在那些冷血的反动派们任意践踏着平民的城市和国家，也会提及这个诡诈的思想——人权；它是新闻界下三流人物的杰作，不但攻击我的政治观点，还对我的人身进行了攻击。
如果不是我的生活状况被来自密探和官方的攻击弄得越来越糟，我本来应该对此置之不理。几个月前，遵照一份上海的英国警察送给他们的秘密英国情报，我被广东的中国警察逮捕；情报指控我是一个拿着伪造的美国护照的苏联布尔什维克。警察们用俄语审问着我，而我却什么也听不懂，随后他们拒签了我的护照。当德国总领事进行调停时，警察厅的首脑给他看了来自上海的情报。美国总领事也看到了它，但是当我问到时却含糊其词。在等待华盛顿方面对于我的国籍进行确认的时候，我们的总领事要求我给他我所知道的所有中国人的名字。当我回答这样做有违新闻职业道德，并且我认为一位领事来扮演警察的中介也是不道德的时候，他勃然大怒。
我在软禁的状况下生活了几个星期，武装的宪兵任意进出着我的起居室。假如我外出，他们跟着我，低声私语着，一群群地尾随着，显然是期待着一个浪漫的罗马假日。等到华盛顿确认了我的身份之时，我病倒了。我的爱尔兰船长朋友拯救了我，将我带回了上海。我不得不在菲律宾修养了三个月，直到我重新恢复到战斗的状态。
这个广东事件就是Woodhead攻击我的真实背景。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他提及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十二口人被杀害的案件，他声称，是被共产党谋杀后埋在了院子里。这次杀戮被称为针对这个家庭的主人的一次报复，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叛变到了蓝衣社，出卖了许多他的同志。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谋杀在中国每天都发生。每个人都可以买通几个恶棍去杀自己的仇家。杜月笙，上海青帮的头目，就曾经依靠这种手段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更不用说鸦片贸易和中国生意人所交的“保护费”了。杜先生是上海的鸦片皇帝，而且被看作法租界的沙皇。他与其他两个帮会头目联合起来，被称做“三巨头”。青帮经常绑架不听话的中国有钱人，让他们缴纳赎金；而租界内的华人总探长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也发了大财。有次，青帮给了几个参加宴会的法国官员下了毒，当其中几个死了之后，媒体说他们是死于“天花”。
我也无法因为那些对我私生活的攻击而众人皆知。几年以来，一位英国官员被证实一直在上海与一家只有白人才能消费得起的“五十美元一炮”高级妓院的女老板私通。这位妓院老板曾经与这位英国人合影。偶然地，某位这样的妓院老板会有一个在上流的加利福利亚女子精修学校上学的女儿。
我又回忆起当Margaret Sanger小姐访问上海之时，她的红褐色头发引起了一位穿着优雅女士的注意，并邀请她到一家茶馆，然后询问她是否愿意挣得一笔大钱，一件皮毛大衣，以及其它漂亮的衣服。Margaret假装很有兴趣。这位优雅的女士然后解释英国的舰队马上就要来了，而Margret正是舰队司令所想要的类型。
我的罪孽真是深重，我不是青帮的成员，也不是上海的警察，或是任意让舰队占有的女人。除了我的同伴，我拒绝回答任何人有关我个人的问题，然后利用我政治上的答复回击Woodhead的攻击，来表达非大众化的观点。另一个对我的阴险攻击迫使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向编辑们提出了抗议，然后这份报纸宣称这场辩论已经结束了。
在这次攻击几天后，冯达，我的秘书，神秘地拿着一封警告信，上面说一位来自波罗的海自称名为Karl Strauss的德国人，一位与法国及英国警察还有白俄们紧密联系的人，准备拜访我。Strauss自称是国际红色救援——一个共产党的劳工保护组织，总部在柏林——的指派代表。他说自己带来了红色救援的领袖Willi Muenzenberg的两封信件。我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一员，更不用说是红色救援的职员了，因此我开始质疑信里所说的故事。Karl Strauss是一个出了名的国际间谍，而这种手段未免太天真了点。
然而，Strauss几天后真的来拜访了。他是一个矮小而精瘦的人，大约三十多岁；他有一头沙栗色的头发，以及与毒蛇一样冷酷的蓝灰色眼睛。他拿出了指派他为红色救援的募捐代表的信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洪灾——太孩子气了。我马上说我与红色救援或者Muenzenberg没有任何关联。Strauss回答：
“我希望你能将我介绍给你的知识分子朋友。我听说你认识许多能帮你活动的朋友。”
在Strauss的后面，放着我包着牛皮的手杖，其中一头还灌了满满的铅——这是我随身携带的自卫的武器。我走向它。他转了过来，也看到了它，然后一声不吭地转身就逃了。我追赶着他，疯狂地喊叫着。
他一会就消失了，身后留下了飘落的树叶和一堆卷起的尘烟。
那天晚上，我注意到我屋前的街灯黑了下来，而且有一个显然是外国人的男子站在灯后。我也注意到，公路旁的一栋房屋里新开了一家“艺术商店”。白俄在一堆纸张、颜料、和笔刷后游手好闲地站着。随后我看到两个中国人在我的屋前反反复复地走来走去。以往的经历让我很快认出他们是青帮的人。与许多外国人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和小孩都是一般面孔”不一样，中国人的脸型当然与其他种群一样，也是各式各样的。而中国的恶棍就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类型。
其后的一天早晨，我的仆人从厨房跑了进来，大叫着：“小姐！一群中国警察在厨房。他想要你的信。他说要将我们抓进监狱！”
我跑到这个三家共用的厨房，发现所有的中国仆人都四处站着。当我走进去时，一位穿着西服的中国人停止了讲话。我让他滚出去。他的僵硬的，冷酷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但是却转身走出去了。我的仆人知会了我一声也马上离开了。有两个星期，两位男性朋友轮流睡在我的住处，而我从来不会单独外出。青帮的人紧跟着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当青帮的人和白俄很显然是准备留下来的时候，我走到美国法庭，找到了特殊地区的律师，George Sellett博士,告诉了他这个故事。他对Karl Strauss的故事笑得浑身发抖。他告诉我，上海警察曾经三次试图要逮捕我。由于我住在法租界，他建议我写封信给法国总领事，告诉他有关青帮和密探的事情。
我写了封言辞尖刻的信。第二天，一位可爱的白人家伙，嘴边一道淡黄色的胡子，拄着一根细细的手杖，上门拜访来了。带着傲慢而如歌唱般的声音，他自称是法国警察部的代表。这个可爱的家伙坐在了一张椅子上，继续唱着：
“夫人，我被告知你所称为间谍的那些人，我们对此他们一无所知！我来就是想为你提供优秀的法国侦探，来随时跟随你。我们只是为了你的健康和安全着想。”
“我不需要你们那些间谍和流氓中出来的人来保护我！”我气炸了。“请把我家门前的街灯打开，然后把你们的那些走狗打发走。如果你们不这么做，我就会在此制造一个国际丑闻，让法租界比以往更加臭不可闻。”
“夫人！！这些不是我们的人。法租界也不是臭不可闻！”
“先生！！这就是你们的人，法租界闻起来就象是黑帮、鸦片、嫖娼、白俄流氓以及妓女的天堂！”
这个奇怪的家伙站了起来，鞠了个躬，然后说着：“再会！夫人，再会！”
他一遥一摆地踱着优雅的步子走了，一只手始终放在他的屁股上。
让我惊讶的是，街灯那天晚上就亮了，而那个“艺术商店”也关门大吉。青帮的人也消失了。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还有些保障。但是中国人却没有。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人在上海发行的《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文章。这真实一件有趣的事情。它说我是在密歇根出生的，而在安阿伯市受的教育。我能说多国语言，包括日语、汉语、以及俄语。我是格别乌的成员之一，专门陪军方人士睡觉以获取情报。它宣称这非常容易，因为我既年轻又漂亮，而且是一位歌唱家和舞蹈家！我曾经在新加坡刺探美国情报，而现在在上海刺探每一个国家的情报！
几天内，汪精卫的英语宣传机关——《中国论坛》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我从小就撒谎成性！作为一个证据，他们从我的自传中引述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我五岁时，因为告诉我的妈妈，风的背上驮着许多故事以及我们家樱桃树上的红鸟也给我讲故事，我妈妈抽了我一耳光。
在这些谣言的笔墨未干之时，一个小小的德国间谍，Bernhard，显然是缺钱花了；因此坐下来，制造了一份所谓的他到江西省的苏维埃地区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记。天津的一家外国报纸开始连载。一篇日记的条目“揭露”了我和“一群中国学生”一起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随身携带了一箱威士忌，在苏维埃首都与学生们住在一起，每天晚上都是花天酒地。当大会开幕时，里面愉快地描述到，我浑身赤裸地站在主席台上，仅仅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高唱《国际歌》！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中国却是平常的事情。那些“指定的权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接受他们的宣传。有些中国报纸靠记录高官的生活密秘来维持经营，他们威胁要发表真相，除非那些受害人能够出钱。作为一条潜规则，他们总是能得到回报。
中国的法律在纸面上很好看，但是它的价值却不比贿赂更值钱。对于一文不名的中国人来说，法律就没有公平可言，而且上海满是靠外国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中国人——虽然外国的法律也仅仅是保护少数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所保护的是新闻自由，但是在蓝衣社成立了租界审查局以后，这个保护也消失了。
许多上层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停地活动着，希望在中国实现法制。这其中就有林语堂博士和胡适博士。虽然胡博士和我经常意见不一，但是我始终认为胡博士是将人权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