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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进军
我从一些中国朋友那里侧面地了解到了诸如此类的事件。一天下午，我的一位中国女朋友在她去参加郭太慈（QuoTai-chi）小姐——一位中国高官的妻子——所举办的茶话会的路途中拜访了我。我的朋友正在募捐并招募自愿者到医院工作；医院是孙逸仙夫人主管的，已经收治了几千名伤兵。我在她的名单上签了名，给了一小笔钱。当她从茶话会上回来时，她告诉我她所看到的一切。客人们都是政府高官和军队军官们的太太和小姐。其中一位穿着漂亮的满是刺绣的新旗袍，带着一个新戒指；然而她自己却很不满意，因为这个戒指才值七百块钱。女客们都在麻将桌上，每桌都是几百块的输赢。在她们游戏的中间场合，我的朋友把她的捐款名单拿了出来。当那些女客们看到名单上的第一位是我而我只给了二十块钱时，她们每个人都只给了二十，不多不少。当我的朋友想找自愿者到医院工作之时，女客们提醒她，她们和她们的女儿们都是有教养的人，怎么可能去听从那些粗俗的丘八们的使唤呢？
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但是几天后，这些有教养的女士们就跑到医院去给伤兵分发装有桔子和雪茄的小袋，然后让人给她们照相。伤兵们对着她们破口大骂：
“操你妈的桔子！把我们的军饷发了，我们自己会去买！”
在三个月的英勇奋战之后，上海的闸北区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国人手里；而中国和日本的官员在英国的领事馆签订了一个和约。没人确切地知道这个秘密和约的内容，但是每个人都猜想这个和约一定存在。不管怎样，上海及其周围地区都被划为非军事区，而中国人答应压制反日运动，并且把十九路军调离。甚至是上海的中国警察，也因为向日本人开了枪而被解散；来自北平的一支特殊的警察部队，因为他们的封建落后而闻名，能被日本人所接受，被派到了上海。
在上海战争期间，外国人说服了交战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停战一天，让那些在日本人枪口下幸存的中国人撤出了闸北。带着日本人的特别军事通行证的外国人被允许进入到战争地带，带出平民。我没法得到一个军事通行证，但是一家美国日报——《上海商报》——的编辑同意带着我，如果我敢冒着被逮捕的风险的话。我决定利用此次机会去寻找我的朋友——作家鲁迅。在他的车上留了一个新闻采访的标识，用他的一只手在轿车的窗外挥舞着军事通行证，我那位勇敢的朋友以非常危险的速度向日本人的防线冲去。当我屏着气坐在车内时，我们的车飞快冲过两侧被日本人包围的马路，在他们还没来得及伸手检查我们的通行证时就冲了过去。我们到了我朋友的家，发现它已经有一部分被捣毁了。我敲着门，用英语和德语呼喊着，但是没人应答。被困在家里的许多中国人都不敢回应任何人，宁愿被饿死也不愿开门。
在行动失败之后，我们又一次快速地冲过了日本人的防线，回到了租界里。只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我才得知鲁迅一家已经被日本朋友们救出来了。
在战争中，我的一些朋友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知道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当日本人闯入他家时，他的弟弟藏在衣柜里。在日本人撤离之后，我的朋友走到了他弟弟的房间，但是那个年轻人已经消失了，整个房间都流淌着鲜血。我请求两位友好的日本新闻记者去寻找这位弟弟。他们走遍了日本人关押中国人的集中营。
之后的一天晚上——因为没有日本人敢在白天走进租界——这两位新闻记者到我家来了。我那是正受着周期性的心脏病折磨，躺在床上。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印象就是这两个日本人，衣领朝上立着，帽子压低遮住他们的眼睛，衣服肮脏，胡子未刮，眼球因日夜地看着恐怖场景而充满了血丝。他们蹲在我的床边一声不吭。当我开始问那些没有必要的问题时，其中的一个人摇了摇头，却始终不说话。他们也许静坐了半个小时。当他们起身要走之时，一个人已经因疲惫而摇摇晃晃。我建议他们到我的客厅里到沙发上躺几个小时。他们不出一声，也不脱衣服，甚至在头碰到沙发以前就睡着了。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凌晨四点我叫醒了他们。在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个说：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但是请相信我们。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他们走了出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在上海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十九路军要求被调到华北，在那里日本人正准备入侵热河省。相反地，他们却被调往南方的福建省，被命令去继续与红军作战。在几个月之内，反叛的怒火就蔓延在了高级官员们中，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半独立的政府，与红军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政府调集了军队来对付他们，当政府军队开始轰炸福建的城市时，十九路军投降了。一些十九路军的部队跑到了红军的队伍里，剩余的部队被分开后打散到各个地方的军队里。许多年后，在中国的西北，我碰到了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红军指挥官的军官。他们与红军一起参加了史诗般的长征。
中国人民的心里被失败和无能的羞辱折磨着。那些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和请战的学生们在大街上被打倒然后投进了监狱。一位十九路军的军官试图刺杀汪精卫和南京的其他官员；汪精卫因此跑到了德国去养病，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加入了轴心国的阵营。
后来，当意大利复制了日本人的伎俩想要占领阿比西尼亚时，阿比西尼亚人的抵抗在中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爱国主义热情。所有的中国爱国者都争论着，如果弱小的阿比西尼亚人都能勇敢地反抗强大的入侵者，那么中国也可以。
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我在华北进行了又一次的访问，看到人们的心里都充满了混乱和绝望。学生在谈话时都是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指责政府被日本人收买了。每个周末，男女学生都聚集到西山，进行他们所谓的“野餐”。我听到反对中国的外国人指责他们在那性乱交。而他们真正在做的是练习爬山和游击战。木棍是他们的武器，石头是他们的手榴弹。
当我问中国的官员们，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能象阿比西尼亚一样进行反抗时，其中一位回答: “哦，阿比西尼亚人都是野蛮人。当你踩到一个野蛮人时，他总会冲过来打架。但是我们中国人有着古老的文化，而且我们爱好和平。”
在乘火车从北平到天津的路上，我看到了绥靖政策所造成的苦涩果实，中国革命可怕的扭曲一面。中国政府禁止任何人携带银元出境，但是日本人派出武装人员到华北，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购买中国银元，然后将它运送到奉天。我们的火车停了下来，让一群带着一箱箱沉重的银元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上车。他们涌入了各个车厢，而其中一群十几个或二十个的日本人将我挤出了座位。当我站在车厢的过道里时，我看到一位中国乘务员走过每一节车厢，轻轻地关上每节车厢的门，点头哈腰地向那些匪徒们问好。他不敢问他们检查车票，因为日本人不会放低他们的身份在中国火车上买票。
当我向一位偏向于中国的外国朋友说起此事，他回答：
“我们怎么能够希望一个中国人比他们的政府更加勇敢？如果那个乘务员敢收钱的话，他也许会被打死。”
蒋委员长据说是抗日派，并在准备抗战。可是我对此看不出一点迹象。我所看到的是中国的人力、战争资源、国家财富都被兄弟间的仇杀耗尽了。
德国的朋友写信告诉我I.G.Farbenindustrie已经买下了我所工作的《法兰克福报》的大部分股份。我知道从我的新东家那里能得到什么，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三次要求德国政府解除我的职务。这份欧洲大陆上最古老与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报刊，曾经在德国的多次反动的浪潮中安然度过；但是纳粹洪流不但威胁到新闻的自由，而且是报刊的拥有者的生命。因为，除了是博学的、进步的民族主义“罪犯”之外，出版者还是一位犹太人。在多次的表示遗憾之后，他们给了我六个月的预警期，在这期间支付我的薪水，然后解除我们的合同。一位后来成为希特勒的首席宣传家的德国人成为了我的继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