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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有时有些中国前沿的知识分子和我谈到将基本人权介绍到中国的迫切必要性。我们中的大多数对此并不报成功的希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某些言论和出版自由，或者能将政治犯的审判公开化，或者如果我们能够阻止严刑拷打或秘密屠杀，能够提升监狱的生存条件，那么这些进步就是难能可贵的。
每一位著名的中国前沿学者都对此深思熟虑。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中，北京国立大学的教授胡适博士所写的论文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30年的一家上海的自由主义的杂志——《新月》上；这家报纸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贵族团体的机关报。论文在关于民众权利的“法制政府”方面提供了清醒而严谨的论述。
另一位更具灵活性和批判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上海的林语堂博士。他演讲并撰写有关制止目前盛行的、粗暴的非法执政，而采用法制体系的各种主题。因为害怕危及他的生命，林博士不敢公开地站出来为改革而奋斗，逐渐地林博士成为了一位官僚主义的尖刻讽刺家，特别善于写“小骂”——一个他所主持的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杂志的专栏。一次，我告诉他，他让我想起了薄卡丘；同样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不敢直接攻击教皇的权力，便对那些牧师和修道士们的腐化进行嘲讽。在学术殿堂中，林语堂博士占据了从胡适博士到革命性的鲁迅之间的中间位置。鲁迅批评林博士的方式给年轻人带来一个坏的影响；因为这让他们利用幽默避开了政治问题而不是让他们面对它。因为缺乏林博士的讽刺天分，他们写出了苍白而平庸的文章，玩笑般地面对恐怖而血腥的压迫。
虽然更应该是一位组织者和管理者——及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学者，杨铨先生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不像其他人，他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位国民党党员。他是中国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而像胡博士、林博士以及许多其他学者都是其成员。这个研究会的主席是蔡元培博士，一位老学者、人道主义者，而且可能是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在1932年中，这些学者们组织起了中国第一个公民权利联盟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是国民党的成员，蔡元培博士成为了会长而杨铨先生成为了秘书。孙逸仙夫人被推选为主席；林语堂博士和鲁迅也在其执行委员会中。这其中仅有的外国人是Harold Isaacs——一位年轻的美国新闻记者——以及我。林博士、Isaacs先生和我负责所有的英语宣传和新闻稿。
我们的联盟参与了三次维权行动。第一次是为了一位在上海附近的镇江被逮捕然后被秘密拷打致死的新闻记者（注:应该是“刘煜生案”）。顾祝同将军，是江苏省省主席，正住在镇江。这位新闻记者揭露了据说是与顾将军有关的鸦片交易以及其它的腐败事件。他的谋杀引起了上海新闻界和我们联盟一起勇敢地战斗。我们要求公开调查并要求撤销顾将军的职务。
顾将军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死者是一个共产党；作为“证据”他指控五年前的1927年，这个人试图将镇江的人力车夫组织起来。租界外没有中国报纸敢于提到这一事件，但是上海的中文媒体和我们的联盟勇敢地将它公之于众。
顾将军邀请我们的会长和秘书去参加一个宴会，然后“详谈此事”，而当他们拒绝以后，南京的蓝衣社写了一封秘密的警告信让他们停止活动。一个国民党委员会秘密地调查了这个案件，甚至发掘出了死者的尸体，但是他们的调查结果却始终保密。杨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国民党成员，告诉我死者的一条腿已经被完全打碎了。
在无法看透的诡异中，这个案件慢慢地被掩盖起来，很快就成了一个苦涩的回忆。我们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而顾将军仍然呆在他的职位上。
我们的下一次尝试是公开为五个被指控为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者辩护。我们甚至没有要求一个陪审团，因为没人知道陪审团是什么，而要求陪审团就象是水中捞月一样。两位自愿的辩护律师，一位在第一次听证会后收到了一封警告信，随后退出；另一位因为蓝色社威胁要捣毁他的生意并杀死他后逃跑了。我们又一次失败了，完全地、彻底地失败了。五个囚犯中，只有一位幸存。他的母亲，一位有影响的国民党成员，拯救了他。（注：幸存者是廖承志。）
第三个案件是在1933年的春天，是我的朋友女作家丁玲的案件。她与另一位作家潘梓年一起被蓝衣社绑架后送到了南京。杨铨，我们的秘书，以极大的耐心介入了这个案件，并公开发表了一个请愿书。
几天后，四个蓝色社的成员在中国中央研究院的台阶前将他枪杀了。
我们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光彩地结束了——被恐怖主义给吓倒了。
但是杨铨的谋杀，一位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的死，以及一位著名作家丁玲的被绑架终于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来自于美国作家，妇女团体以及知识分子的抗议保住了丁玲的生命，但是杨先生却已经死了。
杨先生是我的朋友。中国的革命历史，文艺复兴的影响以及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的经历让他成为一位自信的民主人士和爱国者。他个人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却反对内战和对共产主义者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径。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古老中国社会的知识，而且正是他和抒情诗人徐志摩经常带我去看古老的中国京戏。我们三个经常一起拜访朋友，或者到某个茶馆或庙里友好地交谈一晚上。杨先生生动活泼而俏皮的话语是我生平中少有的几个美好的回忆。我的两位朋友以惊人的态度谈起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罗曼蒂克史；而且让我始终忍禁不住的是，他们勇敢的话语总是与那些被爱情和婚姻伴侣之间困扰的贵族们的活生生的画面相互映照，因而显得更加生动了。杨先生已经将我的《大地的女儿》翻译成了中文，并且曾经在他的演讲和作品中将它介绍给普通大众。但是我有时注意到他对于我书中的越轨行为似乎比其社会教训更感兴趣。
徐先生，那位抒情诗人，在一次空难中死去了；而杨铨成为了中国民权的首位殉难者。我的朋友们都死去了而我却没倒下；有时我感觉好像自己生存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假如说我也付出了代价，那与中国人比较起来就是微乎其微了。在我所服务的德国报纸解除了我们的和约之后，我被迫依靠我的积蓄生活。我正开始写一本新书。美国领事馆看起来似乎知道了我在金钱上的窘境，因为一位领事官有一天邀请我共进午餐，然后要求我向他秘密报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活动、以及组织程序等等。他罔顾我的拒绝，指出每天只要作些小报告，我的收入就会足够丰厚了。他太礼貌以致于不敢公开建议我做间谍；相反，他声称我们的国务院就会因此而了解到事实真相。我怀疑这会有什么结果。一位在中国的领事官曾经作了一份客观的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却被称做“赤色分子”，甚至被命令回到华盛顿接受质询。我所读到的其它的领事报告总是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害虫”。
当领事官和我离开餐馆，我们在街道上碰到了他的上级。当着我的面，我的东道主对这另一个人说：“她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这两个男人大笑起来。
我决心将我所收集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实在美国民众面前公开。这些事实或许不完整，而且会不由分说地被认为是片面的。太多的人写了另一个方面的东西，而且许多人根本不写另一方面。我会写普通人，士兵，以及知识分子——那些为了解放而反抗来自于任何形式的压迫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