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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牌号：1469
1933年春天的一天，李，一位中国工程师，告诉我他要去北平找在东北与日本人作战的满州里东北抗联的代表。他计划与他们一起返回满州里。在北平时，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宿，因此来寻求我的帮助。我写了封信给我的外国朋友，让他在某个外国旅馆去与李会面。
十天过去了，我的外国朋友写信给我说他已经去了好几次会见点，但是那位工程师没有出现。我马上意识到李已经被捕了。我告诉了她的妻子，然后她和她的所有朋友马上转移到了新的地方。我的地址成了他唯一知道的地方。
我正准备离开中国到苏联的疗养院去治疗我的心脏病。在我启程的前夜，我的电话响了起来，而我听到了那位工程师的声音，非常地紧张。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医院”出来，并希望马上能见到我。
在等他时，我怀疑他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位特务。提到“医院”说明他已经被捕了。很少有人能逃脱抓捕者的魔掌；而那些逃脱的人也很少能得到信任。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到，虽然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我可以完全相信这个人。这个本能经常主导了我对中国人的判断。它让我解雇了我的秘书冯达，同时也让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和女作家丁玲的婚姻。
当李来了之时，脸上没刮胡子，非常激动，而他的脸表现出非常紧张的神情。
“我知道你认为是跑回来一个特务，”他说。“但是请你听我讲完这个故事。”
坐在我的桌子的对面，他开始用流利的英文讲述着：
“当火车靠近北平站时，两个男人过来了，抓住了我，然后强迫我跟他们走。他们说我被捕了，但是从来没有把我带给任何官员审问。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他之前是共青团的领袖之一，叛变到了蓝衣社。他现在专门协助绑架他之前的同事。
“这两个人带着我到了北平的一间房子，然后命令我告诉他们我要到哪去，并告诉他们我的同志们的名字和地址。我坚持说几个月前就已经退出了共产党，现在只不过是去参加满州里自愿军的路上。显然那与成为共产党一样糟糕。
“因为对我的身份不确定，他们把我带回了上海，然后告诉我必须将我在这里所知道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他们。当我们到了之后，一个开着汽车的特务与我们碰面，而我注意到车的牌号是1469。这个特务以前也是一位共产党员而现在成为了一个蓝衣社特务。
“我们开到了一家又小又脏的客栈，客栈就在法租界和南陶河的边界上。这里正是特务的老巢；被逮捕的男女都在这里被严刑拷打，直到承认他们是共产党。然后他们就被移交给警察。”
“为什么他们将这些人带到这里而不是送给警察？”我问。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他们每抓到一个共产党都能得到一笔钱，因此他们强迫人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看到许多流氓走来走去，而在一些房间里他们一边赌博，一边吵闹，一边打斗着。在他们说话时，我知道他们是杜月笙的门徒，而杜正是蒋委员长一年前为镇压共产党而任命的上海特务机关的头目。从那以后，整个黑社会都被释放出来对付我们。
“随后那些密探解开了我，强迫我观看拷打囚犯。一对看起来像穷知识分子的夫妇被匪徒们包围着。那对夫妻拒绝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密探们让我站起来以便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脸。他们不认识我，而我也不认识他们。为了让他们认罪，歹徒们开始让他们‘坐飞机’。
“‘坐飞机’是一种刑罚。他们将囚犯的手绑到身后，然后用穿过横梁的绳子把囚犯吊起来。那个女人很快就昏过去了。当那个男人在空中摆来摆去的时候，一个歹徒拿着一根木锤敲打着那个男人的胸口。当一个人象那样吊起来的时候，他的胸口就象一张鼓一样紧绷着。那个男人恐怖地哀号着，鲜血从他口中喷了出来，然后就不省人事了。歹徒们将那对夫妇放了下来，将他们抬了出去，然后带进来一个试图反抗他们的人。他们将他扔到地上，然后坐在他的胸口，将一根橡皮管插进了他的鼻孔，然后倒入闻起来象粪便和汽油的混合物；他的胃部胀了起来。然后他们坐在他的胃部，那些脏东西一下喷得到处都是。他们又把他倒满，随后他开始呕吐了。当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时，他们把他拖出了一扇门。
“那些密探们强迫我看着他，让他看着我。显然他看到了我与他的行刑人站在一起，或许认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
“等一下！”我打断他。“你为什么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受到刑罚？”
“蓝衣社对那些知识分子们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他苦涩地回答。“他们屠杀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除了造反外无路可走。但是蓝衣社知道知识分子可能会动摇，叛变到他们那边，在政府或是蓝衣社里得到一个职位。假如我们拒绝投降，他们就会杀了我们。他们带着我们让其他的囚犯都可以认出我们，因此即使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同志也不会再相信我们。有时他们带着知识分子到监狱里转悠，让那些政治犯看到他们，从此再也不会信任他们。”
他接着讲起了他的故事。
“在他们威胁我会象对待其他囚犯一样对待我时，密探们命令我写信给我的朋友到租界里的大东方宾馆会合。因为希望找机会逃跑，我假装答应了他们。我写了两封假名和假地址的信；然后他们带我去了大东方，在我的房间旁雇了一间房，然后将我的房间门锁上了。
“第一天晚上他们看得很紧，我没法逃走。第二天晚上，我听到了他们的打鼾声。我偷偷地走到窗口，希望能从三楼顺着排水管滑到大街上。正当我把腿放到外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马上往下一看，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偷偷摸摸地顺着排水管向上爬！他正在我下面的窗台,小心翼翼地抬起窗户，而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贼。在他摸进房间之前，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他飞快地出来，然后顺着排水管滑了下去。这引起了极大地混乱——而我那天晚上也没法逃走了。
“没人来与我会面。但是我告诉那些密探那是因为我所知道人搬走了而根本没人会来与我见面。他们非常生气，带着我回到了他们的巢穴，说他们会让我服罪的。正当我们走进去时，两名匪徒带进来一位英俊的、穿着讲究的男人。我们正跟着他进来，然后我就被迫面对着他。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太害怕了，以致于他们威胁要对他用刑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出卖他的同志。
“这个可怜的家伙坐了下来，颤抖着，然后开始说到女作家丁玲，正在她昆山路的家里与两位男作家一起开会，他们正在帮她编辑一个文学杂志。他坚持丁玲不是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左翼分子。”
“等一等！”我大叫着。“描述一下那个男人！”
他所描绘出来正是我的前任秘书，冯达。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里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然后转身继续听他讲。
“天已经黑了。”那个工程师继续说着，“那两名蓝衣社的特务和一个私人司机将我推进了那辆同样的汽车，车牌号1469。然后我们开到那个胆小鬼所提供的地方。在四楼，一位女人开了门，她一定就是丁玲。她没说一句话，但是当司机抓住她然后将她绑住时，她脸色煞白；然后那个司机将她推到了楼下。
“与此同时，我被推进房间里，看到了两个男人。一个高而瘦，另一个身材矮小，脸已经变色了。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那么块。那个高而瘦的男子背对着一扇开着的窗户站着，而当一名特务走向他时，他开始反抗。但是他太瘦弱了，当两个人打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他一下子跳出了窗户——摔下了四楼。那个特务大叫着，然后害怕地跑了出去，去找尸体——也许是害怕暴露出又一桩发生在租界的绑架丑闻。
“那个短小的男子也开始反抗，而我举起一张椅子砸到另一位特务的头上。当他开始摇摇晃晃的时候，我逃下了楼梯，沿着街道，混入了满是人群的四川路。我从一家商店打电话给我妻子，但是没人接电话。因此我打给了你。”
过了一会他补充到：“那就是我的故事。显然你不相信我。没人会相信我。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发誓这是真的。”
我们沉默地坐着。最后他说：“告诉我妻子我所跟你说过的。我会呆在一间我知道的便宜旅馆，她可以让同志们来监视我，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对你的妻子和同志们一无所知，”我回答。“我喜欢收集故事，而你的故事确实非常有趣。”
他疲惫地低下头，沉默地坐着。然而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就象一个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是否在撒谎一样。
“把那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吧，”我说。
在他如此做了以后，他坐着想了会儿，然后说：“告诉她：从今晚一个星期以后，在这段时间，我会在涌泉路的佛庙前，左手拿一份外国报纸。假如我的同志们信任我，可以跟着我走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他可以靠近我，然后问我是否看到四匹唐朝的马。我会回答我只看到三匹。”
“如果他们不相信你呢？”
他用一个绝望的声音回答：“那就随他们怎么处置我吧。”
“我身上没钱了，”他继续说。我给了他一些钱，然后他飞快地离开了我的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