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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牌号：1469
几周后，在苏联高加索地一间疗养院的房间里，我打开一些迟到的上海英文报刊。早期的一些报纸详细报道了我的朋友杨铨被暗杀的事件，以及丁玲和一位男作家潘梓年的失踪。没有一句话提到蓝衣社和那位从丁玲房间窗台上跳楼的男人。
杨铨的显赫位置使得他的被谋杀必须有些解释，而法租界已经逮捕了两个袭击他的人，这两人在试图逃跑时都被打伤了。一个在临死之前认了罪。警察们宣布他们不可能揭发为谋杀案负责的人，因为谋杀者“牵涉到中国政府的高层人氏。”
在这个新闻之后不久，一个惊人的题目“又一个共产党的暴行”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一个有关一位中国特务的被谋杀案，一个“以追捕共产党匪徒而出名”的前共产党人被谋杀了。当他和他的司机在租界一条小巷子里的妓院——情人旅馆前停车时，两人都被枪杀了。警察拒绝透露任何消息，仅仅指出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复仇。汽车非常大，而汽车牌照，按报纸上所说的，是1469。
两年以后，在完成我的环球旅行后，我在上海住处的门铃响了。当我打开门，李工程师的身影斜靠在门框上。在他憔悴而苍白的脸上，病恹恹的眼睛盯着我。当我带着他走进客房，脱下了他的衣服，然后将他放到床上时，他浑身颤抖着，头不停地左右摇摆。他安静地躺着，就象一个人到达了他生命的终点时一样。我叫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工程师有疟疾，心肌扩大，肠道有寄生虫，扁桃体发炎，牙齿腐坏，以及贫血。
他躺倒了好几个礼拜，整天盯着他头上的天花板。但是当他的健康开始好转时，他开始谈话。首先我问他，两年前那天晚上他离开我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周以后，”他说，“我站在喷泉路的佛庙前，而当我走开时，一个人跟着我。他走上前然后问我：‘你看到了四匹唐朝的马吗？’
‘没有四匹，只有三匹。’我回答。我们交谈了，然后他安排我去了江西苏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搬到了那里。我开始坐船沿海岸线到了南方的汕头，在那我碰到了接头人，他带我去了一艘内河上的船。开船的人根本没关注我，但是带着我去了一个偏远的山村，然后将我交给另一个带我走进福建山区的人。”
从福建的汀洲，李转向西边到了苏维埃的首都——瑞金。他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审查了，然后被安排主管瑞金附近的兵工厂。因为缺少受教育的技术人员，他后来参与了从制造军火到为红军医院建立肥皂和药品工厂的一切事务。他的工作牵涉到苏维埃地区的所有领域的活动——医疗、教育、行政、开矿以及蔬菜种植、报纸和书刊。
他的部分故事涉及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广昌红军被击溃的情况。在那一次战斗中，红军损失了四千人；而当集合起来长征的命令发布时，他们不得不将两万名伤员留在后方。在1934年9月，十万人开始了长征，但是只有最高的领导层知道前线的真实状况。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把他的兵工厂掩埋了，带着他的团队和工人，按照命令集中了。然后秘密通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线的命令下达了。当国民党军队按照德国国防军军官Von Seeckt拟制的军事计划行动时，另一个外国人，中文名为李德的德国人也负责着红军的阵地战计划，却最终失败了。他的主张战胜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一位游击战的专家，毛泽东的主张……。
这位工程师的故事带着我走近了长征，而且走近了那段鲜为人知战斗的历史——跋山涉水，断断续续的战斗；而且通过许多细小而感人的小故事走进了那些普通人的生活……。
他讲到了军阀的狡猾：
“当我们的军队通过广西北部的山区时，村长们在村里打着铜锣然后叫着土匪来了！农民们逃走了。我们通过了空空的村庄，但是没有骚扰过一户人家。我得了疟疾，与一群病号和伤员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我们有时看到官员和警察以为我们的队伍已经走了，回到村里，然后抢劫和焚烧着村庄；然后当农民们回来时，告诉他们红军就是主谋。然后人们就开始反对我们。”
他谈到了阴险：“军队和警察会伏击我们的伤员，然后将他们枪杀。他们的间谍从我们牺牲的士兵身上扒下衣服，穿上后混入我们的队伍。我就曾经亲自枪毙过这样的一个间谍。”
也谈到了农民的贫穷：“贵州省的农民非常穷！我曾经走进一户农家，看到一位老太婆躲在一个角落里。她跑出来，抓住了她唯一的小鸡，然后害怕地把它递给我。当我付钱时，她哭了。几千个穷人加入了我们。”
他谈到了可怕的背叛：“当我们到达云南北部时，一个学校老师带着农民们来欢迎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个游击队的司令，而我因为得了疟疾，我们的军队命令我留下来当他的政治委员。在军队走了之后，国民党军队来了，这位教师又象欢迎红军一样去欢迎他们！我不得不逃跑了。”
以及不可思议的窘境：“我一直向北走，碰到了当兵的。他们将我扒光，甚至把我的眼镜也抢走了。我到了一家尼姑庵；她们给了我一件长跑，借给我七十块钱到了上海。我本以为会在路上死掉。如果不是你的名字在电话本上，我早就死了，因为我的朋友们早就失散了。”
一次，他说：“从两年前离开你的那夜起，我开始为你记日记；但是当我们开始长征时，我把它和机器一起埋在了地下。”
当他开始能行走之时，李离开了我到苏联去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我从此再也没能看到他。
一位受伤的红军司令员在我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我得以记录下另一个覆盖了半个世纪中国人生活的史诗。他叫周建屏，是红十军早期的司令员。这支军队就是方志敏，一位化学工程师，作为政治委员时所领导的队伍。
我从来没有见过方，然而在所有红军司令员的牺牲过程中，他在1933年1月的死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外国通讯记者，Rex Driscoll，也许是以一种痛恨的方式报道了他的行刑过程，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感。这很可能是一位传教士为了发表这篇报道而使用的假名。当在歼灭战中方被俘虏的时候，一阵狂喜扫过了整个统治阶级，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种幸灾乐祸的腔调在Driscoll的报道中洋溢了出来，但是他所记录下来的事实却说明了一切。方被放入一个关动物的笼子里，在南昌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人们嘲笑他是“国王”，因为他骄傲而自尊地坐在笼子里。当经过密集人群时，他号召人们起来为解放而战；而当被拖出来行刑时，他甚至请求行刑人加入革命。
周用一种淡淡的、平铺直述的方式讲述着方志敏的故事，但是在故事之外却逐渐显现了一个伟大领袖的身影，他的失败是中国负担的又一灾难。方在普通中国人中有着魔法般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所感兴趣的。他建立了小学和医院，组织了农业展览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建立了红军训练学校，举办夜校来消灭成人文盲，建立了两个大型兵工厂，以及一个地雷制造局来替代数不清的农民家庭作坊式的兵工厂。
周建屏是一个朴素的、谦逊的矮个子，是出身于江西的农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在他五岁时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则做洗衣工来谋生。他在十岁时就参军成为一个传令兵，然后被提升为一个连长。当他加入红军时，他将他的整个连队给带了过来。
在离开我家之后，周司令到西北重新加入了红军。几个星期后，在四十六岁时，死于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