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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小憩
当我在1933年又一次心脏病发时，我离开中国到了苏联，在那我停留了十一个月。这段时期的部分是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里度过的；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疗养院，我完成了我的书《中国红军的长征》。由于疾病的限制以及我写作的需要，我只能对苏联的生活做一次简单的浏览。
基斯洛沃茨克以前是俄罗斯贵族们专用的泡温泉场所，而如今已经成为数以千计的普通人年度休假的一座休闲城市。在那时，这座城市已经有了五十九所疗养院，而另外十一个正在建设中。红军拥有其中的两所，“博学的教授们”拥有两所，纺织工人一所，以及矿工工会拥有的一座在悬崖上的、能够俯视整个山区风景的疗养院。
几个星期之后，我与一位红军军官熟识了，跟着他到了一所军官疗养院，进行了一次访问。那天正是傍晚，几百个人正站在花园里看电影。他们在渡假期间依然接受军事训练，用演说、黑板以及电影来做示范。我被介绍给一位军官，一位来自莫斯科红军军事学院的教授。他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当他得知我是美国人时，他回忆起在俄罗斯革命期间，他曾经被在西伯利亚的美国远征军的司令Graves将军救过一命。在1920年——我相信那就是他告诉我的年份——他作为编辑和新闻记者呆在海参崴，日本人逮捕了他和他的十一位同志。他们将要被枪毙时，Graves将军派美国军队过来，强迫日本人释放了他们。
这个教授告诉我Graves将军的书，《美国的西伯利亚远征》，已经被翻译成了俄语，被红军军队出版社发行。这本书的介绍文章中，追溯了美日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演变史，以及他们在利益和政策上的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在Graves将军对于日本人和白俄傀儡的毫不掩饰的厌恶——他总是称他们那些人为屠夫。
在社会医疗体制的关怀下，医生和护士们为每一位到达疗养胜地的人进行体检，而那些需要治疗或看牙科的人都能得到免费医治。公园和树木覆盖的小山都被曲折的道路环绕着，当医生说某个病人可以爬到最高的地方时，那意味着他的病就完全被治好了。
当我最后被允许到最高处时，一位美国印地安人朋友——列宁格勒科学院的学生——陪伴着我，然后我们走过了荒凉的、单调的山脊。四处闲逛着，我们碰巧遇到了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牧羊人，他正照料着一大群的羊。
我的朋友能说俄语，因此我们停了下来，问那个年轻人从哪来。他的行动非常缓慢，也非常细心；他的声音如此的从容不迫，听起来就象他也是荒野的一部分。他说他所在的集体农庄在远离我们的一个山谷里。他接着我们给他的雪茄，坐了下来，身后是满是蓝色和黄色野花的山岗。
不，他说，他在山上并不感到孤独，因为这些天有这么多的事情去想，有这么多的书籍去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说他已经是第二次读了。这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他补充道。我们是否也是这么想？我们就此讨论了几分钟，谈后他问我们从何而来。
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是美国人时，他回忆起我们的一些同胞曾经在他们的农庄里演讲。从他们那里他得知美国有一千两百万人失业。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他说——与整个高加索地区的人数相当——也许更多。这看起来就象整个国家的人无法谋生一样。他的蓝色眼睛同情地看着我们，说出生在美国真的是太不幸了。
“想到必须向富人乞讨来谋生！”他回答。“我真为你感到遗憾。”
“确实是不怎么好！”我的朋友表示同意。
我很怀疑如果苏联对移民永久敞开大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否会有数百万人象当初涌入美国一样涌入苏联？当然我也听说了政治暴行，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政治就如此纯洁吗？英国和法国的统治就是纯洁的吗？不，除非选择性地去忘记印地安人，或者忽视强加在法属印度支那人头上的残酷统治——在远东，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笑柄。
我在苏联所访问的地方有限，但是却被我所看到的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基斯洛沃茨克本身是众多的劳动者休闲胜地之一。而前几年还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已经到处是大城市和工厂。医疗被成功地社会化了，从低等教育到大学教育都实现了免费。在中心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等城市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也非常多样化。书籍出版了几百万册，而那些经典名著可以花几个卢布买到一本。高雅音乐和优秀戏剧都广为传播；城镇生活也非常丰富多彩，至少在夜晚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看到一群人在林荫大道上围观红军战士们与市民一起跳传统舞。
红军的生活更加吸引人；军队拥有自己的大剧院和出版社，而且军队里的人，从最基层的士兵起，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和军事训练机会。我很怀疑世界上的那支军队在这方面能胜过他们。
当我看到苏联的场景时，我会经常拿它的快捷而广泛的进步与中国对比。中国发展了少数的公路和工业，但是他们却经常被自私的个人利益负担所阻碍。中国已经建立了小学，但是穷人的孩子却无法上学。在中国的军队里，腐败已经是臭名远扬了。中国被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几千条锁链锁着；苏联的人民也在高负荷地劳动着，但是没人能控制他们，他们的土地，或他们的工厂。他们是骄傲的、苏醒的人民。
然而我无法想象在中国之外生活，这是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生活在苏联比中国的生活更加自由和清闲；而苏联的稿费不仅能让我谋生，甚至可以在银行存上一大笔钱。但是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兴趣让我无法抵御地回到了中国。那儿也是我的朋友们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但是，首先我想能成为某家美国报社的通信记者，因此我决心返回美国。我在1934年春天离开了苏联，穿过了中欧，然后从法国买了张三等舱的船票回到了美国。
一到纽约，我就在大街小巷里穿行，希望能在某家报社中找到一个职位。我失败了。有一家报社愿意，但是当主编问我是否认为远东会发生战争而我回答是的时候，他回答他的报纸不会发表这种倾向的报道。他的报纸，他说，是主张和平的。
美国就象一个陌生的星球，而我年轻时的朋友，现在都已中年，看起来生活得正如他们十几年前所想象的一样。在西海岸，我去了我妹妹家以及我的小弟弟——一位一战退伍军人的家庭。我妹妹已经是一间小学的校长。在他们的生活中，我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位置了。从我的弟弟妹妹那里得知，我父亲已经七十岁了，却健壮得象野兽一样。他喜欢马，也喜欢和女人调情。余下的时间他就喝酒。在子女责任的感召下，我有时会从版税里抽出一部分钱给他。拿着这些钱，他买了一瓶瓶的威士忌，靠墙摆放整齐，往往会痛饮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的时间。
两年后，当我回到中国，我很痛苦地听到了他的死讯。但是信中的描述让我的心灵得到了安慰。在俄克拉荷马一个炎热的夏天，他用扑克牌赢得了十六瓶啤酒，然后一饮而尽。随后，他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