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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其它的消息也在此时打破了我的宁静生活。在10月20日，一位住在庙里的中国女性朋友——她看起来是一个对于政治毫无兴趣的和蔼女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悲哀地说：
“我们中国遭受了太多的损失。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另一个——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去世了。”
不久之前，我刚刚得知了父亲的去世，这让我感到悲伤和后悔；鲁迅去世的消息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他不是漫无目的地生活着，他也不会为财富、权力和地位而苟且。在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他在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间拥有最广泛的影响力。他平易近人，而忧郁的心境以及不停的战斗使得他的病情更加恶化。对于死亡，他总是轻蔑地面对着它。
只是在他的死讯发布时，官方的检查局才开始对他的名字进行解禁。他在上海的葬礼令人记忆深刻。教师和学生们离开了教室，店员们离开了商店，工人们离开了工厂，贫穷的作家、艺术家以及演员们离开了他们隐蔽的场所，来参加他的葬礼。孙逸仙夫人以及她的兄弟宋子文博士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宋博士甚至亲自抬棺，将它放置到他最后休息的地方。
鲁迅不是一位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对于他的学识及精神力量都十分钦佩。在延安的中心，他们后来建立了第一家鲁迅图书馆；我成为外文分部的管理人，并捐出了我在中国所收集的所有书籍。后来，仍然是共产党建立了鲁迅美术学院；在此，数百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最好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的指导下进行学习。这是一所出产鲜活而富有斗争性的艺术作品的大学。
当西安的朋友们听到鲁迅的死讯后来到临潼时，甚至是寺庙的主持，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幻想的生意人，也走进来跟他们一起讨论鲁迅。当我听着，看着一个偏远乡村寺庙的主持也知道鲁迅的生活和作品时，我问着我自己：“那些审查制度究竟有什么用？”
其它事件打断了我写作的进度。在11月末，我听说了张少帅和蒋委员长的另一次冲突。委员长又一次指责少帅剿灭红军不力，而张少帅回答：
“我和我的部下几年来一直忠实地遵从你的命令，相信你会带领着我们抗日。你至今还没有这么做。现在还不是太迟。我们现在请求你给我们赶走日本人的权利和机会。无论如何，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无法控制我的部队了。”
几天后，一小群穿着中央军军服的年轻军官出现在我们所住的临潼的寺庙，命令所有人立即搬出。这座寺庙将成为蒋委员长及其侍卫的住处，并且12月7日在此将举行剿灭红军的军事会议。在所有通往西安的公路两旁的村民也被命令搬迁走。
我和我的中国女朋友坐车去了西安。公路上挤满了背着行李或是用独轮车推着行李的民众。征募过来的村民和小孩已经在修复公路，填埋着路上的每一个小坑。剿灭红军军事会议显然不是一个公众事件，而公众也不会被信任：沿着公路两旁的村庄现在已经被特务们占据了。我又一次回忆起了古代那些朝廷大员们，一边磕头一边奉承着皇帝，表面上是绝对地服从，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虽然我相信委员长是一位喜爱权力的民族主义着，但是我依然不相信他会命令路上的每一个车辙都要被填平的人。他的“朝臣”们显然是在讨好他。
我在西安唯一的一家现代旅馆里找到了一间小房间，计划以后再返回那个寺庙。但是没几天，这间旅馆就挤满了委员长的随从高官，而且我听到几百个蓝衣社的成员已经在西安各处建立了好几个秘密中心。据说他们有机关枪，步枪，以及一个秘密的无线电台。劭力子，一个前共产党领袖，后来成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现在正是省政府的首脑，在西安有自己的武装，并且掌控了警察部队。国民党分部，此地最不显眼的机构，现在也被武装起来了。
当军事会议在临潼开始时，西安的气氛非常紧张。每天我都听到委员长一个个地与满州里军官会面，许诺他们金钱和职位，只要他们能将对少帅的忠心转向他自己——而这便意味着他们愿意继续进行内战。他们回答他们的家乡被入侵者占领了，他们的家人被屠杀，他们的家庭被劫掠——然后就回来将所有的一切报告给少帅。
一天早上，我的红军朋友过来借我的手枪和子弹。他说，有证据表明蓝衣社在西安警察的协助下，正计划着一次大屠杀。
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抗日游行的周年纪念日，几千名西安的学生在街道上游行，唱着国歌，分发传单，呼吁着国家团结。他们计划向委员长请愿，结束内战并支援在绥远抵抗日本人的傅作义将军。在接到委员长的指示后，省主席命令警察袭击了此次游行示威；两名小男孩，刚好是满洲里军队军官的儿子，受了伤。这座城市的空气开始变得不吉祥了。
几个小时以后，一位蓝衣社的特务，拒绝说出他的名字或出示任何证件，跑过来看我的护照和通行证，并问我为何要拍学生游行的照片。我拿出了通行证，回答说并没有法律禁止拍摄学生游行的照片。他冲到了给发我通行证的警察局长那里；而且，我后来听说，他打了那位局长一耳光，从他的制服上扯下了皮带，然后将他撤职。因为这位局长提到了发放签证的市政府，这位蓝衣社特务又向市政府官员发火；但是那位官员让他滚出去。他愤怒而野蛮地跑回旅馆，然后告诉旅馆老板，如果不把我赶出旅馆，他就将亲自来做这件事——“一次性彻底地解决她”！
我那天晚上将此事报告给一位满州里军官和那位红军代表。他们愤怒了。“就呆在那里等着那些蓝衣社的特务！”他们命令。“假如他们袭击你，这就会成为一个国际事件，看他们是怎样袭击一个中国的朋友，却不敢向日本人开一枪！”
因此我就等在那里准备成为一个国际事件的受害者！
第二天，旅馆老板收到一封最后通牒，让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我赶出旅馆。当我拒绝离开时，老板哭号着说我会被杀死的。
我从来没能了解到1936年12月11日深夜所发生事件的具体细节。我所能知道的是整晚张少帅、杨虎城将军以及他们的高级部属举行了一次会议，其后在黎明时分，一位年轻的军官孙上校带领着一支军队包围了临潼的寺庙。三十名委员长的侍卫以及他们的首脑，蒋的侄子，都被杀死了。委员长穿着睡衣逃到了山上，然后躲藏在一堆石头中间；在那里孙上校找到了他。蒋提醒孙上校他是他的领袖。孙上校后来告诉我，他礼貌地向蒋敬礼，然后回答：“你也是我的俘虏。”
因为委员长的脚被石头扭伤，孙上校背着他下了山，然后将他交给了西安的张少帅和杨将军。
那个晚上我不能入睡，在房间里衣着整齐地踱来踱去。我站在窗口旁，看到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出来，这时我听到了机关枪和步枪的声音。“好了！”我想。“来了！蓝衣社开始暴动了！”当我听到跑步的声音，然后粗暴的喝声和惊吓的声音传了过来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步枪枪声从附近的某处传来，然后响起了不祥的哭喊声以及撞门和打碎玻璃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危险和死亡的讯号。一个女人尖叫着，男人们大喊着，而汽车引擎叶开始发出启动的号叫。
步枪枪托撞击在我的房门上。因为不愿意协助谋杀我自己，我退到了一个角落里；正在此时三支步枪把门敲碎了，门上的玻璃面板被打得粉碎，散落得到处都是。我听到“日本人！”的叫喊声，然后恐怖地想到：“上帝！他们想把我当作日本人杀掉！”
一个士兵的头出现在门前，向四周看着。我用我所能想起来的中国话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