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事变
某个人将他推了进来，他跌进了房间。一群穿着灰布军服的士兵端着步枪，跟着他的后面涌了进来，然后疯狂地四处粉碎着各种东西。有些人冲进了浴室，其他人猛然打开了衣柜的门，然后留下两个人，跑到我隔壁的老板的门前，开始敲打起他的房门。
留在我房间的两个士兵开始到处游走。其中一个突然用他的步枪枪拖猛打到我的胃部，然后将我推着直到背靠墙；另一个士兵则将我梳妆台上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他把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往他的口袋里装——我的眼镜、胶卷、电筒、以及电池。他带着特别满意的表情收起了我的毛皮大衣和毛皮内衣。
那个推着我靠墙的士兵跑进去，撕开了床上的枕头。那里放着我的钱包，以及所有的钱。带着欢喜的叫喊声，两个士兵扑向它，然后把那些钱分了。一个拿走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走了钱，然后把他们的战利品放进了胸口的口袋里。最后每个人从床上拖了一张毛毯，跑下了大堂。
在确信掠夺者只是对财物感兴趣以后，我蹒跚地走进浴室，洗了个脸。然后我坐下来，听着这座城市和旅馆里陌生的呼喊声——我曾经读到过四处疯狂劫掠的士兵的故事，而目前我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事件。好奇心克服了我的恐惧，我偷偷地、小心翼翼地到了大堂，然后到了旅馆老板的房间。两个大皮箱被打开了，衣服抛得满地都是。我叫了一声，一个虚弱的声音回答了。
“他们只是抢劫！”我叫道。
他的脸色依然苍白，从床底爬了出来，然后开始抓着他的东西。“他们抢走了我的皮毛大衣！”他哭号着。“他们抢走了一切！”
最后他偷偷地走进了大堂。“现在，别害怕了，”他向我保证。“我会料理这一切的！”
他消失在大堂外，然后很快回来，带回来一个手拿手枪、看起来被这场劫掠气疯了的年轻军官。一位士兵冲了过去；那个军官大声命令着他，然后用他的手枪瞄准着他。那个士兵听命停了下来，转了过来，稍息地站在那里。那位军官首先骂了他几句，然后威胁假如他让任何人进入我房间的话，就要对他进行处罚。旅馆老板找到了一张纸和一支毛笔，在上面这位军官写着：
任何进入此房间的人都将被枪毙！
他签了名，然后老板带着一个做了好事的得意脸色，把它钉到了我的房门上。在那位军官和老板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刻，那位士兵伸出他的脖子到我的房里，走到了我的衣服堆积的地方，然后开始仔细地翻查着。没有值钱的东西了……然后他瞄了我的手表一眼。他冲了出来，拖着我的手，把手表剥了下来——然后消失在大堂之外！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潇洒的书法，没有士兵会停下来看一眼，也没有士兵能看懂，甚至是有人能看懂也不会遵从。
慢慢地旅馆和城市里的枪声都消失了，最后军官们开始驱赶着士兵们到了空地里。我和旅馆老板一起站在旅馆的走道上，看着两位年轻军官在一队神情沮丧的士兵面前冲来冲去，一袋袋的劫掠物和一堆堆的衣物都堆积在庭院的空地里。在军官们大骂着士兵的时候，旅馆老板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我听到那些军官正在骂着士兵们的女性祖先们曾经过着相当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楼上电话铃声正在响着，很长时间都没人理睬。现在我们听到了仆人的叫喊声。旅馆老板冲了进去，很快又回来了：
“上面有个人流血流得快死了！你会急救吗？”
我记起床下有个没动过的行李箱，从中拖出急救箱然后跑下了大堂。我看到了一位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他看起来确实象个日本人——躺在一个鲜血淋漓的枕头上。在检查他时，我和旅馆老板发现他更多的是被惊吓住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两腮，但是没有碰到牙齿。也许他当时正在大喊，他的嘴大张着。当旅馆老板泡浓咖啡时，我将他的伤口清理了，用纱布蒙住了伤口。等咖啡泡好以后，我用勺子给他喂咖啡。从头至尾，他始终向我们保证着他不是日本人。
在救护车将那个男人带走后，我看到旅馆老板正在把他的箱子拖到我的房间。
“那些丘八也许会回来！”他解释说。“你是一个外国人，你的房间比我那更安全。我不会算你的房钱。”
一辆轿车停在了门口，上面一群年轻满州里军官把旅馆的财物带来了。一位说英语的军官在大堂摆放了一张桌子，然后开始听取旅馆客人的抱怨和投诉。我列出了一个损失清单，然后被告知主管那支失控的军队的杨虎城将军将会补偿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补偿；三年后，一位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告诉我将军曾经让一名秘书给我带了一笔钱，但是那个秘书显然是认为老外们都很富裕而中国人都很穷。）
那位年轻的满州里军官给我一份宣言的副本。上面包含了西安事变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八项要求：成立一个代表各个党派和团体的国防政府；抗日；释放政治犯，包括七名全民抗日救国会的领袖；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废除所有压制抗日活动的额外限制；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当我读到这篇声明时，我一下子把这次劫掠全忘了。无论这次事件会导致什么结果，我感到中国从此将会不一样了。
正在此时，我被叫去听电话。一个军方的朋友已经给我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告诉我这不是一次蓝衣社的暴动。他非常吃惊地听说旅馆遭到了抢劫。西安已经在张少帅和杨将军的掌握之下，他说，警局、国民党党部、蓝衣社的秘密中心以及他们的无线电台和文件——包括一份黑名单——都被缴获了。在一个蓝衣社的中心，还发现了两名被逮捕的学生；而一百架用来与红军作战的飞机也被查封了。蒋委员长以及省长劭力子都成了张少帅的囚犯，而且所有为胡宗南将军与红军作战而准备的军火也被缴获了。张少帅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来证明此次行动的合法性，而明天西安将有一个大型的集会。
“别走出去！”我的朋友警告我。“军事法令已经宣布了，街上有许多人死伤者。”
“等等，”我大叫。“为什么我不能拿到一个军事通行证，到街上去救济那些伤者？”
我的朋友随后与旅馆里的满州里军官交谈了一下，其后我得到了一个通行证，然后挎着我的急救箱，跑到福音派新教会医院去拿急救药品。我一整天都在城市里跑来跑去，照看着伤员，送他们去医院。
第二天下午，我首次看到如此多的大型集会，而在16日，张少帅在全民抗日救国会的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回顾了日本人入侵的历史，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多次与委员长讨论他所指出是“违背人们意愿”的政策。张少帅声明：
“我希望与所有武装起来的同志们战斗在抗日的前线。全国人民都必须站起来，支持这一战斗。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让我们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西安很快贴满了抗日海报。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满州里军队政治团体与全民抗日救国会及学生会的代表一起，在街头巷尾举行小集会，同时派出小队到偏远的农村去组织农民训练，并武装他们。
政治犯都被释放出来，这其中有三百名红军士兵，五十四名红军女兵以及三十三个红军小孩。在被释放的红军士兵中，几乎有一百人发着高烧或是伤口感染。虽然我只知道急救，我也试图照料他们，同时试着在医院找药品及为病重者找床位。他们躺在冰冷的营房里的草席上；仅仅少数人有薄棉被。直到一个星期后，一位医生才接替了我的工作。最后，杨虎城将军给我两百元钱来买毛毯和食物给他们。
碰到红军士兵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事。他们来自四川红军队伍，都是十五到五十岁的贫苦农民。他们让我回想起了书里所描绘的德国农民战争。他们的眼睛暗淡无光，许多人都没有鞋；他们巨大的农民腿上，满是伤疤和鲜血，脚上的老茧足有一英寸厚。当我第一次到他们身边时，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位衣着漂亮的“洋鬼子”。
在暴动后的第二天，我充满了观察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奇怪感觉。一架飞机飞向西北方，在下午返回了，慢慢地在城市上空盘旋，然后滑落到了土地上。它带来了第一位红军和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我在红军代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采访了他们。九年的内战已经过去了，这期间也许有一百万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杀害。巨大的财富被浪费了，而战争资源也被消耗殆尽。在某个时期，一位红军司令官的家人甚至是族人都被杀害，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在城市的街头被斩首。然而，当我与红军的政治委员周恩来及参谋长叶剑英交谈时，我感到他们不是来复仇的，而是为了一个新时期的团结来铺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