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亚洲
在二十岁初，我离开了西南部，来到了纽约。在这我度过了将近四年，白天工作，晚上在纽约大学上课。在我认识的朋友们中，有位被流放的印度老教授，Lala Laipat Rai。他指导我学习印度历史，并准备送我到印度去当一名教师。他的一些年轻同胞让我确信，如果印度不能从英国的统治中获得自由，印度就无法前进——印度就应该像美国当年所做的一样——进行革命。我过去的经历使我倾向于这一观点，因此我也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人的一个通信中心。我保存着他们的信件，他们的邮编，以及国外的地址。正因为如此，我在1918年被捕，在纽约的Tomb监狱里被单独监禁起来，罪名是违反了我国的中立法。虽然我从未碰到过一个德国人，而且只是相信自己在帮助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可是我却被指控参与了德国的间谍活动。
几年后，我得知印度流亡者确实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而且从德国政府接受经济援助。他们从美国运送武器和弹药去印度。但是与其说是德国人利用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利用德国人。
一战休战日后不久，我从监狱里被放出来，那些对我的指控也撤销了。在监狱的几个月时间，我在学习与写作中度过。朋友们送给我书籍，纸张以及铅笔。我平生第一次不用去担心如何维持生计，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了。我的首部短篇小说，《铁窗难友》，就是写于那段时期。
出监狱时，我得知几个月前，我的小弟弟要去法国服兵役，途中经过了纽约。他不只一次地想见见我，但是检察官将他拒绝了，告诉他我是一个卖国贼。这个消息，以及我的另一位做临时工的弟弟被害的消息，让我病倒了。那位雇佣了我那被害的弟弟的老板给了我父亲五十美元作为补偿。而我的小弟弟，因为无法谋生，在他还不到十七岁时就要去当炮灰了。这两个弟弟活得都像是没有保护与教导的小动物一样。
而我自己的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也导致我逐渐有了患精神病的倾向。弟弟们的命运，加上我的监狱经历，使得我的精神状况进一步恶化。我走出监狱，即忧郁又悲伤。我正是二十出头的时候，这时那些认真的中产阶级家的男孩与女孩刚好完成了学业，开始走向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有家，有保护，有教导。我不是妒忌他们的长处；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我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就应该结婚，如果可能的话，“嫁给金钱”。假如你对婚姻与金钱都不感兴趣，那你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当我看清楚这点，我本希望继续走我自己的路——白天象奴隶一样工作，晚上再接受一点可怜的教育。然后呢？一张破床来打发我当天剩余的时间？
我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然而却找不到其它的出路。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和平刚刚降临。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但是却被战胜国管束着。苏联革命刚刚发生，但是苏联人民正在多个战线上与来自战胜国的侵略者作战，这其中就包括我自己国家的军队。苏联人民学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教训——只有通过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社会文明。
共产党在纽约成立了，但是我没有加入。我认识很多他们的领袖，也读过一些他们所写的书和文章。很多年以来，我同情地听着共产主义者们的观点，后来在中国时甚至给予他们行动上的支持，但是我无法让我的思想和生命毫不置疑地供他们的领袖去支配。我从不认为我自己很聪明，但是我不想成为那些自以为掌握着通向真理的唯一钥匙的人的手下的一个工具。
正因为如此，我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相信资本主义的人称呼我为共产主义分子，赤色分子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叫我个人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一位美国女共产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都高兴地授予我一个“史沫特莱分子”的称呼。
1919年末的一天，我在纽约靠海的一家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前排队，想应聘他们一艘老旧的波兰-美国货船上的服务员。这艘货船搭乘甲板和三等舱乘客，另一位女孩和我被雇佣来照料他们。我没有确定的目的地，没有清晰的目标，除了一个时断时续的与欧洲的印度流亡者的联系外，也没有任何组织的关联。这些印度流亡者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小报。我仅仅是怀抱着渺茫的希望，希望自己能找到他们，在欧洲生活一段时间，再去访问苏联。然后，如果可能，在某艘通往印度的船上找个工作，到印度去。无论这次冒险有什么后果，我至少能看到我所诞生的地球上的一些东西。我不愿去过那种每天平淡无奇、无精打采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