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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一份全民抗日救国会的报纸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发行了，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又出现了另两份日报和一份学生刊物。学生们和演员们一起组成了首个移动舞台，来为军队和老百姓表演。为了驳斥南京电台说委员长已经被杀害、红军已经占领了西安、并到处抢劫和强奸等等的荒谬报道，一位报纸编辑开始对全中国广播，而我则从事英语广播。我的广播包括对官员、军官、红军代表、以及全民抗日救国会领袖的采访，以及有关西北形势发展的报道。
我的谈话惹恼了南京政府，几个月后我从美国新闻记者那里得知，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甚至接到了他们决心将我驱逐出境的声明。在美国《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南京的发言人宣布我的谈话“强烈地鼓吹了与现行政府政策相冲突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其它思想。”这位发言人对于美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秘书在南京极大地歪曲事实的广播却只字不提。而我至少是在说实话。
影响中国未来的危险消息接踵而来。首先的报道牵涉到了汪精卫，前中国政府和统治政党的政治领袖。自从一位十九路军的军官试图刺杀他以后，汪精卫一直居住在德国。当汪精卫听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他跑到柏林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会面，然后乘坐飞机回到中国，显然是计划主导政府。
日本军事司令官也在华北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随后警告中央政府粉碎西北的军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企图。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长久以来就是汪精卫的联系人，开始在通往陕西省的潼关集结军队。他假装是为了寻求释放蒋委员长，威胁要进行一场内战。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对内战进行警告，在广播之前，我把它送给了满州里军队以及红军的代表。在其中我将何应钦将军和他的信徒比作在十七世纪背叛大明，放满清入关侵占中国的吴三桂。
少帅张学良每天都与蒋委员长谈话，促使他结束内战并抵抗国家的敌人。少帅已经阅读了委员长的日记，而且我被告知，他确信委员长最后真的是想去抗日。不久，蒋夫人，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博士、蓝衣社的头头戴笠都到达了西安，为委员长及他的幕僚的释放而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苏联官方的报纸《消息报》，发表文章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事实上是警告中国共产党释放蒋委员长。也许苏联政府认为蒋委员长要好过公开与希特勒和日本人勾结的汪精卫。但是在那时，一股颇具讽刺性的对于苏联政府的仇恨弥漫在整个西安。
蒋委员长在圣诞节被秘密地释放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而西安的政权显然也害怕他们知道。在此之前的一天，他们有意地放出谣言，说在绥远英勇抗战的傅作义将军将要在圣诞节坐飞机来参加抗日联盟。在谣传的时间点，飞机场站满了拿着小旗欢迎他的民众。一辆紧闭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张少帅首先出来了。人们热烈鼓掌欢迎。然后蒋委员长和他的随从们跟着出来了；仅仅是两三个人认出了他们，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所有人都上了飞机，然后起飞了。傅将军没有来，而人群也漫无目的地散开了。当真相大白时，西安充满了恐慌。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骗到了机场，给委员长一个印象，人们是去欢送他。
一个小时内，一群年轻的满州里官员和全民抗日救国会的领袖在旅馆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苦涩地抱怨着这个结局。他们停下来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了蒋。”一位年轻军官轻蔑地宣称：“少帅满脑子装的都是封建思想。现在他再也别想得到自由了！”
虽然中央政府说只是在委员长未被释放时才会进行内战，但是他们在此之后的几个星期都在潼关集结军队。战争在关口爆发，通往西安的铁路站台被飞机轰炸。面对这个威胁，抗日联盟紧密团结一起，准备战斗。被少帅指定掌管部队的满州里高级军官开始与何应钦将军秘密谈判，而老派的军官开始从内部瓦解这支军队。年轻的军官们因为愤怒而越来越疯狂，要求释放张少帅并实现他的八点民主和抗日的主张。红军在这点上支持他们，在情势最紧张的时刻，两个红军团在西安外围组成了两道防线——如果国防部长坚持，准备内战。
在1月初，新西兰人James Bertram，一家伦敦报纸的代表到了西安，然后开始帮我广播，收集新闻，并在乡镇的大型集会上演讲。当他的声音第一次穿透天空，南京的宣传家们宣布一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正在西安广播。
那些相信中国人是温顺的、无感情生物的外国人，在看到满州里军队时就会改变他们的看法。所有对于政府屈从于日本人时被封闭起来的感情一下子象炸弹一样爆发了出来。他们的士兵感到自己是从家乡被驱赶出来，作为雇佣兵来对付自己的同胞。我观察了两次游行，一次是纯粹的军队游行，另一次是军队和平民的游行。在军队里所展示出来的武器是非常简陋的。在军队和平民游行时，我站在城市中心的鼓楼上，看着无尽头的游行队伍从各个方向汇集起来形成一股洪流，把主要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一队长长的农民，背着枪和梭镖，从乡下赶来游行。
游行队伍领头的是戴着皮帽的满州里骑兵，帽子上的皮毛尾巴飘动着，看起来更象Daniel Boone的图像。满州里步兵，象美国人一样高大强壮，跟在后面。我第一次听到了满洲里人怀旧的《打回老家去》，被军队的士兵们合唱着。年轻的军官领喊着口号；他们不时回头，高跳到空中，然后愤怒地高喊：“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法西斯！”“释放张少帅！”
所有这些曾经被禁止的群众组织，工人和学生、妇女、职员、小孩、商人的联盟，都出来游行了。一幅巨大的漫画展示着汪精卫正在与希特勒握手，而他正带着“法西斯的走狗!”的标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斗志昂扬地飘荡在城市的上空。
慢慢地西安失去了希望。在南京，张少帅同意为抓捕自己的长官而接受审判，而且被判入狱。这个判罚马上就被减轻，但是蒋委员长仍然将他看作囚犯并将他软禁在他在奉化的老家。多少年过去了，但是少帅依然是囚徒。他的命运激怒了所有的满州里爱国者。他的军队被分散，仅仅有少数在其中战斗过的人仍然幸存。
西安事变在局部是失败了，但是尽管如此，这却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慢慢地，伴随着苦闷的痛苦，一个团结的中国诞生了。很快我们听到政府军将占领西安。一听到这个消息，全民抗日救国会的领袖们开始撤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从来就没有保证过人们的公民权利。
我知道如果自己在西安被抓，我的命运会和任何一名中国爱国者的下场相同，因此我于1月12日的早晨离开了这座城市。沙袋防线在政府大楼和十字路口的堆了起来。解放的口号依然是贴在墙上，但是八点声明已经是沮丧地飘动在冬天的寒风中了。
我在机场边冰冻的路上等待了四个小时。最后一辆卡车开了过来，一位红军负责人跳了下来，然后命令一个坐在司机旁边的人下来，我爬了上去。卡车装满了学生，每个人脚边都放着一捆床具。我们不发一声地驶向了北方——朝着古老的咸阳，穿过周朝和汉朝古墓，向着三原和红军军队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