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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思想
我们在一家矮小的泥土小客栈休息了一夜。在早晨，天气更加寒冷了；司机不得不在汽车引擎下烧了一堆火，把机油烧化。我们穿过了古城三原，计划在古老的半废弃的古镇东里（Tungli）吃早餐，而那里正是代理军团长左权领导下的红一军团的司令部。
最后我们到达了那个镇子，但是城门却太窄，汽车没法过去，我们不得不下了车。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士兵围了过来，而让我惊讶的是，在其中我看到了我的朋友丁玲。她从南京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最后成功地排除万难到了西北，找到了红军。
许多在镇子周围训练游击战的士兵都跑过来看西安的新来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红军士兵，我好奇地四处打量着。我被他们的脸庞深深地打动了。如此多的士兵脸上没有那种沮丧、空洞的表情，他们脸上有着某种曾经是在伟大的鲁迅身上如此醒目的充满活力的苏醒意识。
当丁玲解释，我是一位外国朋友时，一个士兵转过头来，突然问我有关西班牙的最新消息！他们说着尖锐的、不连贯的江西方言，我几乎听不懂一个字。丁玲向他们解释我将会在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界时我会解答所有的问题。她试图将我拉走，但是我可不会轻易地浪费这么一次集会。我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向那些士兵们提问。
许多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然而却已经在红军队伍里呆了四五年甚至是六年了；如果他们有二十五或三十岁，那他们就已经成为红军战士八年以上，就被称为“老兵”。这儿没有人没受过伤，有些人甚至有七八次之多。其中一个还非常不满地说：“只有一两次是重伤。”没有人能回忆起他们经历过了多少次战斗；他们对这个问题笑了一会，然后回答太多记不起来了。只有两三个人结婚了，但是家人都在江西的老家，没人知道在国民党占领江西以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把国民党军队称作“白匪”。一个人说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及两个姐妹是否还活着，因为他的姐妹都留了短发并为村里的苏维埃工作。“白匪专杀留短发的姑娘，”他解释道。
他们等待着我的提问，奇怪地听着一位外国人所感兴趣的东西。我告诉他们，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听说他们的《红军长征之歌》，想听听这些歌。他们笑了一会，然后其中一个爬到了汽车上，举起他的手臂，大喊着“一、二、三！”，就在第三个节拍时，士兵们的声音随着歌声而起，其中的革命激情让每个人都热血沸腾。
对于中国古老历史的兴趣感染了我，在士兵们的歌声停下之后，我随着我的北平学生翻译和丁玲走开了，穿过了辉煌的庞贝古城般的遗址，展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在空空的小房间所围起来的庭院外，雕刻的石碑依然矗立在漂亮的大门口。蜘蛛网悬挂在虫蛀的大梁上，以及已经腐烂的饰有金银的窗框上。在这些大厅的地板上，现在都已经十分冰冷，士兵们就在此铺上了长长的互相接在一起的稻草席子。这里就是他们的兵营。
镇子的一角都是泥土小屋，居住着农民和小商人。一个古老的露天戏台，有着豪华的、雕刻的滴水兽饰，顶上铺满了彩瓦。在其旁边矗立着一间矮小的，用木板和生锈的油桶铁皮搭起来的小仓库。而在仓库的旁边有一个老人在卖花生。
在十点钟，当军队开始每天的第一餐，代理军团长左权和他的随从看到我们正与一群士兵围蹲在一锅煮熟的蔬菜前，碗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小米饭正在吃饭。这位优雅的、讲究礼节的司令官被震惊了，因为他依然遵从着古老的中国习俗，必须盛宴款待远来的客人。我们马上起身，然后跟着他到了一个露天的石头台子上，上面已经摆好了一张桌子，很快热菜就被端上来了。我批评摆酒席的形式是封建主义遗留的陋习。他们笑着，也许是想我的抗议不过是一位客人应有的礼貌罢了，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我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我的信念。
左权是一位有礼貌、但是却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政治委员，一位能说流利英语的地主的儿子，占据了交谈时的大部分时间。这支红军队伍在西安事变时沿着长城驻扎，但是当内战迫在眉睫时，转移到了这个地区。许多地主逃跑了，开始通过传播土匪来了的流言来制造恐慌。农民们无处可去，而且根本来说，不会关注他们的领主所说的东西。尽管有对于爱国组织的压制以及对于传媒的全面审查，学生们和其他知识分子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在民众中传播。农民们因此期待地在当地等着红军的到来——特别是他们听说土地会被没收后重新分配以后。
红军并没有没收土地，却派出政治工作者深入乡村，促使人们建立农民、工人、商人、学生、妇女、儿童的抗日联盟。由于居民们都知道这些组织是被政府所禁止的，他们担心地问红军会在当地呆多久。因此组织工作开展得很缓慢。
在傍晚，丁玲和我在两个集会上发言了，一个是士兵们的，另一个是镇子上和附近村庄的居民的。第二个集会是在一所学校里举行的，召集了整个镇子里的女人。女人们都带着她们的不停哭泣、尖叫的婴儿和小孩；因为屋子里塞满了，一群群的男人们聚在窗口边，不时喊着：“我们听不到！”
当地以前的镇长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看起来是一位聪明和爱国的人，但是却讲了太多陈腐官场上传统的、象花样漂亮的客套话。在一长串漂亮的客套话里，他谈到了我的智慧、我的旅行、我所写的数不尽的书、以及我因此而得到的丰厚的酬劳。除此之外，他说，我还跋山涉水、穿越风雪来告诉中国人民日本鬼子所犯下的罪恶。
人们喜欢雄辩的口才，但是却保留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一个人总是赞美着客人，然后很快就会忘了它。在集会后，许多人围起来讨论着。男人们喜欢高谈阔论，而妇女们则害羞地躲在他们身后。最后我们把男人们支开，在一群妇女和姑娘们的跟所下，到了我们在司令部的住处。坐在床上、椅子、箱子上或是蹲在地上之后，妇女们开始问我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她们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这给了丁玲一个机会去解释妇女的解放，并指出她们必须组织起妇女救国会，就象男人们在前线抗日一样，分享自己的权利同时尽自己的责任。
妇女们都非常感兴趣，直到夜幕降临时才离开。我们将她们送到了街口，看着她们手挽手，兴奋交谈着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