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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思想
几天后，丁玲和我穿过荒野到了一个村庄，到了红二方面军司令贺龙的司令部。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是一支新成立的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中，有两个是老师，其中一位中等年纪，看起来学识饱满，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三个是学生，两个是商人，还有一位是三原过来的铁匠，其余的人都是农民。他们拿着欢迎的丝绸旗子，准备去送给红军。
“学生们长久以来就知道了红军的政策和章程，”那位健谈的老师说着。“而且他们成功地把他们的思想传递给了民众。事实上，假如政府想着一件事情，民众总是想着相反的一面。我的许多学生向他们的父母挑战着，并跑到延安去参加抗大。我自己对于共产党并没有偏见。”
一位小商人，紧跟在我们后面，打断我们说甚至大部分商人也是抗日的，而且很快会回来。他看着那位老师，笑着补充：“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商会的会议吗？所有的商人都关上了商铺的大门，然后准备逃跑。然后两个带着红星帽子的军官走了进来要求发言。那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第二天商人们又开业了，只有少数蠢蛋逃跑了。我们商人对内战已经厌倦了。我们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委员长，如果我们自己内部能实现和平，我们就能赶走日本人。”
学生们非常热心并且极具激情，以致于一次老师开始提醒他们：
“革命只能是通过大众的奋斗才能成功。你们学生仅仅是革命的号召者，虽然你们中的一些人想着你们就是其中的全部！”
“老人们总是越来越保守！”一个学生反驳道。
一路上就这么谈论着，我们到了贺龙的司令部。当我们走近时，一位黑胡子的高大男人走出了房间，向我们挥手；他带着一顶高高的皮帽，这让他显得更加高大了。丁玲大叫着：“贺龙同志，我们来了！”
“太平军的幽灵！”我对自己说，因为贺龙看起来不象是一个中国人，却象古代画册中满脸胡子的蒙古人或中亚人。他是一位四十多的男人，但是却迈着象豹子一样敏捷有力的步伐。当他走近时，我看到他的服装非常奇怪，上面各种颜色都有；因为这是由各种军服的碎片缝起来的。他的夹克是淡灰色，裤子是黑色的；裤子紧绷在腿上，看起来就象为了出演某场中世纪的戏剧专门化妆的。在他的蓝色布鞋上，白色袜子露了出来；从脚踝到膝盖处有绿色的斑纹——象长树叶一样紧紧绑起来的布绑腿。他的制服上似乎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哦，是的，一条耀眼的饰带和一把雕刻的腰刀！
这就是传说中有名的贺龙。他出身于中国中部的贫苦农民家庭，曾经被描述成一位地方军阀，甚至是一位土匪。在1925-1927年的国内革命期间，他的队伍被编入了国民军，而他则成为一名团长。他喜欢马和军队，但是却对名义不感兴趣；因此虽然他招募了约一万五千名人参加他的军队，可是军队本身依然是叫做“团”。在民族主义阵营分裂之后，他成为了强大的红二方面军的司令员。这支不断扩大的队伍占据了汉口西北的大范围地区，此后因为连年的战斗伤亡停滞了发展。他自己是文盲，而他的军队也不像其它的红军队伍一样有着良好的政治素养。肖克是一位知识分子，目前正是他的政治委员，并且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是肖克刚刚跟着他三年的时间。
很多年以来，贺龙一直试图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在他申请了十次以后，他被批准成为了党员。他现在已经可以阅读，但是却不能写。然而对于作战他却是行家，而他的军队也正折射出他那种无畏的勇气和自信心。虽然他现在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却依然保留着秘密的古老农民组织“哥老会”里的身份，而且拥有其中最高的头衔——“双头龙”。这个头衔确实很适合他。
有个故事说的是他在汉口西北的湖区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一艘汽艇船。他把这叫做他的“海军”，并在湖上四处机动着，指挥着游击战。当听到贺龙来了时候，人们的脸都亮堂起来，因为那么他们知道又可以听到那些英勇奋战的精彩故事了。一位在埃德加•斯诺访问西北时加入红军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给我讲了很多有关贺龙的战斗故事。“但是，他是一位和蔼充满爱心的绅士。”马医生坚持说，然后就会讲起贺龙走进一家医疗站，背起一个生病或是受伤的小孩的故事。
贺龙近亲的亲属都在国内革命期间被杀害了。其中最出名的是他的姐姐，一位四十九岁的妇女，指挥着一个红军团，最后在战斗中倒下了。他最后一个兄弟死在上海的监狱里。他的妻子，一位学校老师，在大约同时被捕；没人能让她屈服，而且在监狱里她还为贫苦的监狱女囚开办了扫盲班。
肖克是贺龙部队的政治委员，也与我所看到的其他中国人不一样。他非常瘦，他思想和行动都象是闪电一样迅速。他所缺的就是古波斯油画里的战马，以及一支握在手里的长矛。我从来没看到过肖克休息。
来自三原的市民代表团高兴地听着贺龙的许多故事。他精力充沛地谈论着，手上打着手势，让房间里充满了喧闹；但是他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好的共产党员，最后总是要做一些政治性的总结：
“想想看！如果政府能与我们团结在一起，在日本人开始入侵满州里时就与他们开战，现在就会多出两百万经过训练的战士。我们需要团结。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一天早上，当他弯腰在脸盆里洗脸时，手拨弄起了阵阵的水花；我提起了他在监狱中英勇的妻子。他停了下来，然后开始更加猛烈地泼水。我向四周看去，发现每个人都在笑着。那位北平学生低声说：“他在延安已经有了另一位妻子，并生了个小孩。但是他的上海妻子已经被释放了，现在正在赶过来。”
“那究竟是要哪位老婆呢？”有人天真地问他。
“闭嘴，土匪！”贺龙咆哮着。
一次疯狂的嘲弄开始了，几个人开始说着不同女人的名字，而其他人则用手指数着数目。贺龙擦干了他的脸，转向我，然后用一种认真而温和的声音说：
“别理他们！那都是我过新生活以前的事情了。”
一阵哄笑声一下子从房间的各个角落发了出来。
贺龙的军队最近刚刚从西康的草地走出来，加入到江西过来的红军主力中来。只有少数人收到了新冬装。其他人都是营养不良，衣着破烂。当我走近他们，我时常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因为其中许多人都有肺病。他们的眼睛暗淡无光，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由于沙眼还是饥饿造成的。
也许是他们的衣衫褴褛和疾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支红军部队看起来与江西出来的人非常不同。当丁玲和我在他们的集会上演讲时，他们看起来非常难以听懂，而一位政治工作人员经常打断来问他们是否听懂了。他会慢慢地重复着话题。他们则饥渴地听着。当他们为我们唱歌时，他们的歌曲听起来非常陌生和沉重，带着忧伤。我因此而想到：“他们像是刚刚从奴隶身份中被解救出来的人一样。”
在我离开这支队伍之前，贺龙问我有什么发现和建议。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我所能提到的所有东西。士兵需要暖身的衣服，好的食物，休息，以及治疗。我们谈到了除虱，因为斑疹伤寒正在西北流行。但是没人听说过除虱站，衣服既不换也没有高温消毒。但是有许多志愿者加入了军队，我提议建立一个体检制度来剔除那些患梅毒的人，因为梅毒也是西北部所遭受的一个天谴。但是在军队里没有医生能确诊梅毒，除非是在晚期。而对于梅毒的治疗，他们则什么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