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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思想
朱德是司令员以及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但是红军前敌总指挥是清教徒般的彭德怀。彭是朱德的影子，而且有人说，是他的军事头脑。这位严格的领袖出身低微，却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北伐期间，他是国民军内的一位国民党军团长，但是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与毛泽东和朱德的军队联合了起来。后者曾经组织起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并在江西西部的井冈山被国民党围攻。
在中国革命运动期间，流传着许多的故事；象所有中国的其它地方一样，都将事实和谣言混杂在了一起，人们很少能够分辨出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当彭德怀刚刚加入红军时，他的妻子为保性命而公开抨击了他。红军司令员的家属们经常被杀，但是尽管如此，彭德怀依然认为他妻子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那以后，没有女人能进入他的生活。人们说他是与革命结婚了。然而，他尊敬女人并和男人一样平等对待，并且要求他的军队将此作为奋斗的一个基本目标。
他过着象士兵一样的清苦生活，吃着他们的食物，拒绝参加酒宴，并且拒绝任何士兵们所没有的享受。从他的军队里的很多人那里得知，他的下属害怕他，因为他不会容忍任何人带着农耕文明所特有的那种马马虎虎的习惯。但是他们也尊敬和爱戴着他，知道他自己也遵从着同样的准则，而且他是一位绝对公平的人。
丁玲和我骑马到了冰雪覆盖的北五圣(PeiWutien)山旁的一个大村庄，彭的司令部就在这里。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他的旁边，向上看着；而彭则专心地听着，好像他对于小孩的稚语非常感兴趣。
他中等身材，身体就像一个粗壮的农民，也许是三十岁中的样子。他很难看，但是当他笑着欢迎我们时，他的脸色令人愉快。他的眼睛是平静而有洞察力的，他的嗓音粗大。
当我们到达时，他正生着病。长征让他留下了胃溃疡，而且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他刚刚被马踢伤了。但是没人敢当面提及他的疾病。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很焦急，他们就将我推出来；而我毫不胆怯地跟他谈起了他的健康。我也有胃溃疡，并随身携带了药品，奶粉以及苏打饼干。我将这些东西分给了他，而因为我是客人，他不得不听从我的建议。
因为生病，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司令部里度过，坐在火盆旁边生着火；而我们经常发现他坐在那里工作或阅读。他总是在口袋里放着小册子或线装书。我从来没有在延安或在红军司令部看到过无聊的文学作品。他们所读的政治和军事资料成为军队负责教育的政治部门的参考书或者课本。
我与彭德怀及其随从的许多谈话都是在他房间的木炭火盆边进行的。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彭德怀说：
“国民党到处散播着各种有关于我们的谎言。通过控制媒体和压制民众的公民权，他们污染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而且禁止我们将事实摆放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他们说我们实行性爱自由，我们抓捕少男少女只是为了堕落的荒淫，我们烧光、抢光、以及杀光了农民！他们说我们反对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
“现在，我问你：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我们这么多年来能够生存下来吗？正是人民群众给予了我们力量。我们提供给他们所期盼的，从他们中间获得兵源。人民是诚实而正直的，如果我们压迫他们，他们早就消灭我们了。
“我们刚刚到达这一地区；我们中有些人到这不过两周，但是我请你四处走走，你去问问我们周围的群众。你会发现我们的士兵住在他们的家里就像他们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的战士都来自于民众，知道自己是人民的保护者和领路人。在我们达到这里的短短时间，一千二百名年轻农民、工人以及许多学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太多的人想参军，以致于我们的军服和枪都不敷使用。他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每个月只能发一块半的零用钱——而且是在我们有钱的时候才发。”
他粗大的声音低沉了，然后平静地看着我，“你昨天在一个农民的集会上发言了，”他说，“你也到过人们的家里。假如你听说了任何一个男人、妇女和姑娘的抱怨，请告诉我。”
我说我只听到了赞扬声。
他看着木炭火盆一会儿，然后继续：“我们的农民是极端的贫穷。但是他们却很聪明，他们的文盲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经过教育，他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他们不愿承担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过分的地租，但是他们更不愿意成为日本人的奴隶。他们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才不会整天在饥饿的边缘挣扎；然后他们就能参加抗日运动。
“蒋委员长说只要与日本人还有和平的希望，他就会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对日本人不抱这样的态度，但是我们对政府是这样的态度——因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中国人。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能被允许参加抗日运动，如果每个人都能充满了爱国热情，那么最贫穷的人也会出力——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别的可以献出了——而富裕的人则会出钱来与敌人战斗。”
我们的谈话总是这类严肃的话题。彭缺乏幽默，而且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谈论过轻松的话题。他会去听那些轻松或漫无目的的交谈，但是，正如他的部下所说的，他是一个“与革命结了婚的人”。
一天晚上，我和他及他的部属们坐在一起，漫无目的地聊着天。一个人正在调收音机，试图接通南京的电台；但是，与通常一样，收音机里只是发出了嘈杂声。丁玲和政治委员任弼时正在谈论着他们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而且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这实际上是指性乱交！他们也取笑它是“乱打游击”。丁玲举出了柯伦泰的《三代人》，而任则举出列宁著名的论断——反对那种将男女间的关系看得比一杯水更加淡薄的思想。
彭静静地听着，一只脚放在木炭火盆上，另一只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他正试图将他脚后跟上的袜子上的破洞拉拢。
任弼时瞄了我一眼，然后宣布：“彭德怀同志不相信婚姻。这就是他得胃溃疡的原因。”
彭反对：“许多结婚的人也得胃溃疡。你真是个庸医！”
他正打算补充着什么，这时角落里调收音机的人高兴地打断了我们：
“听！南京电台！正在说我们！”
在中国，新闻广播都是女人，她们的声音都非常尖锐。穿过了夜空，一个声音说着：“赤匪依然占领着三原县。他们在这一地区大搞恐怖活动，抢劫、杀人、强奸。几千名当地居民都逃走了。”
我愤怒而厌恶地叫了起来。任弼时笑了，模仿着我的叫声，然后回答：“他们忘记了我们还捕获了一位外国女人。”
“用什么方法可以阻止这种谎言？”我问着。
彭德怀用他粗大的声音回答：“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他说。
有人将收音机关了，房间里出现一阵非常敏感的寂静，让我奇怪地打量着四周。男人们坐着看着他们的前面。彭正在深沉地看着火盆，而在桌子上，丁玲正依靠在她的手臂上休息。两支蜡烛散发出微弱的光，照到横梁上，桌子的腿则被照得闪闪发亮。这种寂静是沉重的，压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