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狮的心
在我到达延安会见朱德的同一天晚上，我拜访了毛泽东，因为他是夜晚工作而白天睡觉。晚上拜访他时，我推开了一块厚厚的棉布门帘，穿过了门，走进了黑暗的窑洞。在黑暗的中央，放着一张粗制的桌子，上面立着一支高高的蜡烛。一个人的身影站了起来，手放在桌上；他的脸正转向门口，落在了阴影里。我看到了一团黑色的布被一件松散而起皱的大衣覆盖着。他站立地方的地板突了出来，让他显得更加高大；而窑洞里的阴森，只是被那支孤独的蜡烛打破了，给这个场景增添了一份不祥的美丽。这场景像是某幅被时间淹没的古老油画。
那个高大、逼人的身影摇晃着向我们走来，同时一个高音调的声音欢迎了我们。然后两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这双手象女人的手一样修长和敏感。我们不发一声地彼此看着对方。他的黑色的，无法看透的脸长长的，前额高大宽阔，嘴角却是女性化的。无论他是什么人，都会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对他身上的女性气质及房间里的阴森有点反感。一股本能的敌意涌进入了我的身体，为此我不得不尽力地控制住这股情绪，以至于我对于他接下来的话什么都没听进去。
我现在所能回忆出来的毛泽东是随后几个月里的珍贵友谊；这些回忆既加强了却又否定了他的神秘性。而我初次见他所体会到的那种强烈的邪恶品性（Sinister quality）被证明是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令人喜欢，毛泽东则令人尊敬。少数了解他的人对他保持着友爱，但是他的灵魂停留在自己的领域里，让他与外界孤立。
许多故事都谈到了他，而且像朱德及其他许多共产党领袖一样，多年来他的头颅一直被悬以重赏。他与谦逊的朱德完全不一样。除了那种身体里的女性气质，他还是一位顽固得像骡子一样的人；而且他的个性中还有着钢铁一样的傲气和决断力。我感觉他可能会等待和观望许多年，但是最后将会为所欲为(but eventually have his way)。
每一位其他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与其它国家和其它时代的某个人进行对比，但是毛泽东不行。人们说这是因为他是纯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彭德怀，贺龙，林彪或者其他的红军将领也有许多人没去过国外，但是他们却能在其它的土地上找到他们的参照者。毛是出名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并在战场上实践。许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方式思考，而且有些人为能引述他们的章节或是演讲他们的章节三四个小时而骄傲。毛也能这么做，但是很少这么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大学的演讲，或是大型集会上的演讲，就像他平时的讲话一样，基于中国的生活和历史之上。那些涌入延安的数百名学生习惯于从苏联或者是少数德国或其它国家的作家的作品中吸收精神营养。毛则不同，对他们的发言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们，他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引述《红楼梦》或是《水浒》这样的小说来说明问题。他了解古诗而且他自己也是位诗人。他诗词的质量堪比中国的古代大师，但是在其中却流淌着一条清澈的社会和个人思想的小河。
他的许多书籍和小册子让他成为时代伟大的革命宣传册的作者之一。他的《论持久战》、《新时期的战争》、《新民主主义论》成为了中国革命理论上划时代的作品；而且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在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发现了他的作品。有些政治家们，包括那些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剽窃了他的军事作品，然后将它们占为己有。
毛经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然后我们三个人会举行一个简单的聚餐，一起交谈几个小时。由于他从来没有出过国，他问了大量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化；甚至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喜欢过男人，为什么喜欢，以及爱对我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会背诵中国的古诗或引述一些他自己的诗词。他的一首诗是怀念他的首任妻子，一位因为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的女人。
他的幽默经常是挖苦性的和严厉的，好像是来自于精神的深深孤井之中。我感觉某处存在着一扇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敞开过的精神大门。
在语言方面，他象我一样无能。为了弥补他的湖南方言，他试图从我的秘书那里学习官话，从我这里学习英文。他学习英文歌曲的努力是一个惨痛的失败，因为他的声音太单调了。自尊心阻止了他学习舞蹈。他身体里根本就没有节奏感。
在延安的一次高级军事官员的聚会上，我试图教会其中的许多人跳舞。他们的反应是有启迪作用的。朱德试图学会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从来不会因为自尊心而阻碍了他的学习，首先上来开始了示范。周恩来接着上来了，但是他象是在研究一道数学题。彭德怀更愿意旁观，却不会挪动一个脚步；他已经与革命结婚了。贺龙正是节奏的化身，在踩到一块摇动的砖头时，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直到跳到房间的另一边时才站稳。我在延安的妇女中间获得了一个坏名声，她们认为我正在腐化军队；情形如此糟糕，以至于在另一次舞蹈课上我拒绝向朱德授课。他谴责了我，说道：“我用我的一生来反对封建主义，我现在也不想停下来！”因此，我让步了，而且以民主的名义，又一次给他上了一课。
但是我所有的时间不都是花在给疲惫的共产党员上舞蹈课上。事实上，我很少有空闲时间——我经常是一个补锅匠，尝试着许多东西，却很少有熟练的。在延安我继续写朱德将军的传记；写文章和报道；参加保健活动；用埃德加•斯诺和他妻子送给我的进口种子开辟了一个花园和菜园；建成鲁迅图书馆的外语部；分发进来的刊物给军队不同的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延安的领袖们；写信给那些港口城市的外国通信记者，鼓励他们访问延安和红军；以及灭鼠。
我的“抗鼠”运动引起了轻微的兴趣。人们把老鼠看作是天然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鼠疫是西北的地方病，而且定期地从蒙古传播过来，而老鼠则是传播者。人们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因为军事和政治问题而很少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日本人，毕竟，比鼠疫更加危险：仅仅几年后，我读到了Hans Zinsser的《老鼠、虱子和历史》；我喜欢上了这本书，而且特别喜欢作者为这些低等生物辩护的方式。
也许我之所以对于我的“抗鼠”运动如此热心的原因是，在我到达延安的那天，我住在了一栋被许多老鼠当作了家的石头房子里。整晚它们都在我的炕下和梁上打斗着。我让蜡烛一直燃烧着，但是它们很快适应了亮光。当我醒来时，我会发现地板、桌子、椅子上都闪着灰毛的光。我买光了西安所有的老鼠夹，而且写信给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寄来他们在北京所能买到的所有老鼠夹。我在延安免费地发放着这些老鼠夹，但是很快发现在市场上有人在出卖它们！
另一次行动鼓舞了我：上海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领事不停地给我邮寄一捆捆的来自于马德里的反法西斯海报。我将这些东西分发给红军在延安和前线的不同部门，使得西北也许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有回应的地区。在那年的五月，整个地区都参加了游行，来声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