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狮的心
穿越新闻封锁线
我们在延安的这群人，包括德国人李德，讨论到中国政府多年来控制所有的宣传机器来对民众宣传，以及通过审查和贿赂外国新闻代理人及通信记者，来影响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等等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红军如此长的时间内被称作“土匪”，“共匪”，“赤匪”、“害虫”以及类似的称呼的缘故。
“中国的媒体，”我声称，“也许是这个世上最具奴性的。在西方，至少还有新闻记者愿意为了新闻自由而甘心戴枷锁去游街示众。”
“我承认中国人惟利是图，也具有奴性。”一位中国朋友说，“但是我们也有新闻的殉难者。别忘了鲁迅和他的追随者。”
“是的，我承认。而且还有张季鸾（Samuel Chang？）。他是一位尽最大努力在抗争的民族自由主义编辑。当我离开上海时，他正与审查制度做着艰苦的抗争。”
我拖出了我的箱子，里面放着直到1932年的一叠文件，是张季鸾（Samuel Chang？）在外交部的情报和宣传处任主管时留下来的。在这其中，就有他所写的抨击媒界腐败的四篇文章原稿，后来被查禁了。
在他的文章中——就如我那天晚上所告诉我朋友的——他写到国民党曾经是一个进步的革命党，但是当它上台时，许多来自老的北平政府的政治家加入了这个集团，也带来了老北平媒界的贿赂体制。一篇文章谈到了国民党宣传部以及外交部与一家英国通讯社的所达成两个秘密的协议。在每个月从国民党那里得到10000美元及从情报和宣传处得到3000美元以后，这家通讯社同意播发对国民党“有利的宣传”。张季鸾（Samuel Chang？）声称这些协议在日本人入侵满洲里时签署，是对中国的一种勒索。
我在我的朋友面前将那些协议的照片摆了开来，这些就是张的指控的证明材料；然后我补充：“中国政府已经授予这家英国通讯社的头头采玉大勋章（注：于1933年在南京创立；其名称的由來，是蔣介石要纪念他的母亲王采玉，此章位阶极高，只赠給国內外元首級人物）。”
“而且这还不是这类事情的全部，”我告诉他们。“一家最大的纽约日报的上海特派记者，被另一家媒体记者揭露每月定期地从国民党那里收取佣金，因此被解职了。而那位因揭露他而得到这个职务的人自己却与日本人来往密切。许多这样的外国人为日本人工作，但是大部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大不列颠和美国是日本人在准备好之前必须遏制住的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有时这些文妓们公开地工作，有时是暗地里的。一位英国编辑从香港过来主管日本人所办的日报《上海时代》。一位在华北的爱尔兰人为日本人编辑着一份报纸。《远东瞭望》，上海的一份大型月刊，在凡尔赛条约以后就被日本收买了。它的主办人，一位名叫George Bronson Rae的美国人，在和谈期间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当中国人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他非常生气，直接穿过了街道，到了横滨货币银行，然后投靠了日本人。Rae让澳大利亚人Donald留在上海作编辑，但是当Donald得知杂志从此将成为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以后，他离职了。这时正是刊物要上市以前。George Bronson Rae因此很快公开露面了，作为一位日本宣传机构的代理人以及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顾问。当他离开上海去华盛顿为满洲国宣传时，另一位美国人George Sokolsky成为了这份杂志的编辑；而当Sokolsky也回到美国时，一位名叫Charles Laval的美国人接替了他。”
“美国人的杰出代表！”有人打断说。
“是的，”我说。“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美国人。就例如《中国每周回顾》的编辑John B•Powell。一次，Powell偶然地问Laval为什么他要为日本人做那种肮脏的事情，Laval回答：‘当你象我一样老时，你也会在任何人的赌局中插一手。’”
后来，我觉得我对他的高度评价得到了证明。他被《芝加哥论坛报》从1928年起就拥有的中国特派记者的位置上被赶走。《论坛报》写信给他，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新闻不再重要。其后，他们在远东仅保留了一位通讯记者：Kimpei Sheba，一位来自檀香山的日本人，将他的办公室放在了日本。他一个人从此为《论坛报》报道了整个中日战争。
对着这些红军里的人，我说：“我相信，如果能从你们这里直接得到真相，有些美国和英国记者就不会将国民党官方对你们的宣传给发出去。如果他们能现在访问你们，他们就会真实地报道一切。”
他们考虑了一下，然后有人说：“好啊，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们欢迎他们。”
这就是我试图打破对红军新闻封锁的源头。我给十多位主要的上海外国编辑和通讯记者写了封秘密的邀请信，警告他们肯定需要冲破驻守在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和蓝衣社特务的阻碍。我引导他们三、四个人一起来西安，在某个特定的日期下榻到西安某家旅馆，在那等一位拿着我所写的卡片的外国妇女来安排他们向北方进发。
这个邀请激起了几乎每个收到邀请函的新闻记者的兴趣，上海充满了兴奋的议论。英国领先的日报《华北日报》的编辑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且被认为是外国新闻记者协会的发起人。我邀请他来带领第一个访问团。然而，我所没想到的是新闻界的寻找“独家”的习惯。我很蔑视这样的习惯，因为我不认为伟大的民族运动是一种新闻的噱头。而在上海，每一位收到邀请的人都希望成为首个出发的访问团成员。
但是中国政府得知了这个准备工作，因此警告这些新闻记者，如果他们试图访问共产党，政府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那家英国日报的董事会成员因此命令他们的编辑退出。但是合众社的头头却指示他们华北的代表Earl Leaf离开天津，前往西安。后来John B•Powell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通讯记者Victor Keen，也决定冲破封锁线。
两位记者按照约定的日期去了上海机场，在飞机上特别警察出现了，然后命令他们下飞机。Powell认为抗拒他们不明智，在一番争论之后，回家了。但是Keen要求这些警察回答他究竟违反了哪条中国法律。因为甚至没有一份管理条例，他愤怒地坐在他的座位上，而且拒绝挪动一下。当他到达西安，特务们夜以继日地跟踪着他。一位外国女人与他见了面，提供了一张卡片——然后Keen先生神秘地失踪了。不久以后，他出现在了延安。
但是甚至是在此之前，年轻漂亮的Nym Wales(埃德加 斯诺夫人)，已经到达了西安。一群特别的侦探象狗一样跟着她。她观察了他们的习惯，然后在一天晚上，她爬出了旅馆的窗户，留下了一张纸条，告知老板她以后会回来！她在延安呆了三个月，为写一本书而收集资料。
接着出现的人是来自华北的合众社的Earl Leaf。在政府的特务们怀疑每个外国人的时期，虽然Leaf访问了西安官员和教会，但是他也被跟踪了。然后他也神秘地失踪了！
这些就是埃德加•斯诺、马海德、德国人李德和我自己之后首批到访这个禁地的外国人。每位访问者的到来在延安都是一件大事。一个星期以后，正在进行中国全国自驾车旅行的Owen Lattimore博士和一群美国学者也来了。延安教育机构的所有男女，所有的研究团体，以及所有的共产党成员都被命令去听他们有关国际形势的演讲。沐浴在阳光下，Lattimore博士站在一座古老孔庙前的石头平台上，用英语向一群热心的观众们演讲。我感到西方最杰出的人最后终于到达了亚洲革命的最前沿。
到达延安的外国新闻记者们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自在。在共产党员的生活中没有官场上常见的形式化。在谈到他们时，一位新闻记者说出了后来我常常听到其他外国记者所说的话。他说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新的人。”
这些新闻记者访问了所有的地方，以各种形式访问着。他们访问了教育机构，然后晚上出席了“抗日剧场”。他们整晚愉快地与共产党领袖们交谈着，而我自己的房间经常回响着他们的笑声。我会送一张纸条给毛泽东，他很快就会过来，带着一碟花生。外国人然后会要求唱歌，在他们唱了最擅长的歌以后，中国人就会唱歌或者讲故事。或者所有人都会马上陷入一个讨论。
在晚上的联欢后，观众们会经常集体跺脚或鼓掌，要求访问的客人们表演一个节目。我们美国人不是一个擅长唱歌的民族；当Victor Keen被要求唱歌时，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观众们可不管这些。我问Vic他会不会弗吉尼亚舞蹈。他会，然后他和我走上了舞台，在满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跳起了美国乡村舞蹈。
访问的美国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军队的性生活。红军领袖解释人们有性需求，但是军队会将士兵们的热情转移到从起床号开始到熄灯号结束的军事训练和不同的文化活动中去。
一天，一位来访的摄像师问我：“红军是否会为士兵们提供防止性病的避孕套？”这显示了红军部队和美国人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鸿沟。红军部队非常穷，以至于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法国信件（注：Frech letters——指避孕套）”。所有的中国女人都很早就结婚了；战士们的性生活意味着侵犯已婚妇女。性侵犯妇女在军队中是一种犯罪，而嫖妓则是被禁止的。当我向摄像师解释这点时，他用一种恐怖的表情看着我。
在日本人的侵略开始之后，我到了前线，许多其他的外国人冲破了封锁线访问了延安，但是从来没有少过西安警察的责难。甚至是在红军成为了国家抵抗体制中的一员后，记者们也不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访问红军的许可。因此冲破封锁线成了一件既冒险又具挑战性的工作。
从红军部队里返回的新闻记者都认为他们碰到了一群现代人，那些象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他们非常喜欢毛泽东，讲述着有关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一位瘦长有贵族头衔的英国人被毛泽东无情地戏弄过，甚至保证如果他留在延安的话，会给他介绍一位中国妻子。当这位英国人几个月后返回汉口时，他被染上了深深的粉红色；而他再也不会忘记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