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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在延安1937年7月8日的早上，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有一个“事件”发生了——这次是在北平西南大约十五公里的卢沟桥。日本人在北平周围“军演”，而中国人的感受就如同日本军队在美国的纽约或檀香山周围军演时，美国人的感受一样。在7日晚上，日本人假装他们的一个士兵“失踪”,然后要求搜索被城墙包围的宛平城。市长拒绝了。用这种手段，日本人已经渗透进了中国的五个省，而且强迫河北省的一部分非军事化。
在午夜和7月8日凌晨的某个时刻，在宋哲元将军带领下的中国二十九路军和日本人在宛平和卢沟桥地区的军队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尽管日本军队人数是中国军队的两倍，一万人的二十九路军（曾经是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部队）坚持战斗着。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本人已经派出了战时的八个师，以及两百架飞机进入了长城。中国人的伤亡是令人震惊的，这其中还有几百名学生。
现在已经非常明显，即使是中国政府愿意承认这是“地方事件”，日本人也不会答应了，他们正决心去征服整个中国。在桂林的山间旅游胜地，蒋委员长与他的高级指挥官和高官们争论着到底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整个延安和整个西北，学生们拿着抗大出版的小而简陋的地图，开始在街头向民众们解释着这场战争。他们一群群地坐在街头，谈论着，解释着，他们的地图在他们前面的人群中传递着。
整个中国都回响着对二十九路军进行全面军事支援的声音，到7月17日蒋委员打破他长久以来的沉默，发表了他历史性的四点声明，告知全国人民：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中国将战斗直至最后或是“完全毁灭”。
当委员长的声明从空中传来，军号和铜锣声响了起来，街头聚满了民众。我站在古老的城门下，看着长队的穿灰色军装的男男女女向前行进着。我从来没能将他们所留给我的印象表达出来。他们是严肃而庄严的。他们身上没有一丝虚张声势的做派，然而他们看起来正准备去牺牲——也同时是为了新生。在他们身上有着一股朴素的伟大，就如同地球的存在一样非常简单，却无需证明。他们属于中国，他们就是中国。当我看着他们，我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不过是浑浑噩噩而已。
在1937年8月，红军最后被重新整编成第八路军，而不同的师开始进发到北方的前线，在那个地区日本人正在抢夺着战略的城市和关隘——经常是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几个星期以来，一群群的抗大指挥官匆匆忙忙地结束了他们的课程，开始背着背包冒着瓢泼大雨向南出发了。每一个团体的离开，在我的心里都如同刀割一样；因为我的背伤，我不能跟着他们离开。在9月中，我最后随着一群人出发去西安。我想去西安的教会医院照X光照片，一路上或是躺在毛泽东送给我的担架上，或是骑马，或是步行。十天后，我们走过了最糟糕的路段，到达了三原，我把我的小马送还给了前线的朱德。
X光照片显示我的背伤仅仅是肌肉损伤，很痛却不危险；而医生将我的身体拉直，并告诉我在上前线以前，尽可能地平躺在床板上。我躺在西安的八路军总部的一间小屋里有三个星期，每天看着庭院外的空地。那个庭院折射出了正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每趟列车里都放出了一群群的重获自由的政治犯。监狱里的生活依然可以从他们苍白的脸上看出，许多人都有肺结核，神经失调，或是胃病。他们迫不及待地等着乘坐去延安的汽车，希望在那里能恢复健康，然后进入抗大或是陕北大学学习。
在10月中，两位中国记者，周立波以及一位满洲里人舒群，和我一起乘火车去潼关。在那我们下了车，转到窄铁轨、单行线的铁路上，到达了山西省的省会太原。中国现在正在热血奋战，而所有的话题都集中在这上面。当我们通过黄河边一座城镇的街道，我们看到远处的一支长长的游行队伍举着国旗，他们行进时的歌声远远地就传了过来。
然后，突然地，战争就降临到了我们头上。我们的帆船在黄河北岸抛锚，后面就是满是泥土小屋的风陵渡口。在这个我们想寻找住处的小镇里，满是士兵，平民，马车，骡子，马，和街头小贩。当我们沿着通向小镇的泥土路行走时，我们看到路两边的地上都躺着长排的受伤的士兵，其中有一些已经昏迷不醒。我们不断地停下来与他们交谈。有些是一个月以前受伤的，已经步行向南走过了一个个的村庄，偶尔能坐上缓慢的牛车。一路上已经死掉了几千人；而那些轻伤员，现在已经是非常严重，正等着被送过河，然后被送上火车向东或是向西运送。这里没有医生，护士，或是护理人员照看着他们。
当我们穿过这些长排的在痛苦中等待死亡的士兵时，我对我的同伴说：“我们的第一篇的战地报告就是伤员的情况。我会争取外国的援助和外国自愿者。”
我们找到了一间小房子。所有的人紧紧地挤在炕上，而我的卫兵在地上狭窄的空间里为我搭建了一个帐篷。那些没人照看的伤兵的画面让我久久不能入睡，而在黑暗中我听到满洲里人舒群不停地翻着身，嘴里叹着气。
“你怎么睡不着啊？”我问。他回答我：“这些人是满洲里骑兵！他们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满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我也许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躺着，面对着黑暗，感叹着多少中国人的心里有着这样的哀伤。
第二天，我们在一辆拥挤的汽车上找到了座位。到了晚上，发现我们还是缓慢地向南行驶着。一次，我们在一个站台停顿了很长的时间。听到了声响，我起来走到了开着的车门边。月亮正圆圆地挂在天空，而我们前面是一长队塞满了伤员的平板汽车，伤员挤满了任何可能的空间。
在第二天黎明之前，我们到达了太原，随后我们步行到了当地的八路军总部。正当我们吃早餐时，第一批敌人的轰炸机轰炸了整个城市。我们跑到了位于房屋地下的防空洞。城市里到处是简陋的防空洞；官方的防空洞深达几百英尺，而且是用强化水泥建造的。
几天以来，我们访问着高官和医疗官员，包括年老的阎锡山将军，他的医疗总长，以及在绥远抗日作战中损失了大部分部队的傅作义将军。
在这个时期来谈论或报道官员们和军人们的真实情况是不礼貌的。甚至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因为现在正是中国为了她的生存而奋战的时候。然而掩盖事实是不符合现代需求的，而且如果我们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就必须正视旧世界的所有不足之处。我确信中国——而且这对我自己的国家也同样适用——永远也不会遭受到这样的打击和损失，如果她的政府是真正的革命性和民主的，而且能无情地清除掉高官中的姑息养奸者和无知者。
阎锡山将军是山西省的省主席，也是山西省军队的指挥官，并不像其他一些将军和官员一样是有意识地反动；他只是有些老糊涂了，而且完全忽略了日本军队的年轻、阳刚、和冷酷无情。他和他军队中几乎所有的指挥官更关注省里的工业工厂，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地主。他们的士兵是“老的”，未开化的，而且装备很差——很可怜地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下。日本人对此一清二楚，而且后来当他们逼近时，承诺保护那些首脑们的财产，试图将那些首脑们纳入他们的傀儡政府。他们甚至在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太原老家的周围派驻了军队。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是非常广泛的。但是让人高兴的是，即便是那些年老和无知的人，也没人跑到日本人那边去。
山西军队的医疗服务机构非常简陋。当我向军医官提到组织自愿者来做担架队和急救人员的可能性时，他变得非常多疑；这个思想听起来有危险的民众运动的意味。他只能想到用金钱的方式。除非是付钱，没人愿意从战场上抬伤员，他说；而且他正在考虑建立一个给那些从战场带回伤员的人一定报酬的机制。
这位军医官用车送我去参观太原的五所后方医院中的两所。在山西省总共有十六家医院，但是通常是普通的建筑，里面伤员们都躺在地上的稻草上。唯一与众不同的医院是省会太原的重伤员医院。这是一家模范医院，因为它的院长是北平联合医学院毕业的称职的外科医生。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少于过十八小时。他有十九位不合格的医生助理，十八名不合格的男护士以及二十名合格的女护士。当我在那参观时，1300名重伤员正在他的照看之下。在9月，他的医院已经接收了5000例伤员，而且都是被火车南撤的最严重的伤员。这所医院只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没有X光机，镇静剂，或是抗破伤风针剂。连输血也无法进行。
整个省的唯一X光机是在教会医院里；但是教会医院却只接收了三十名伤员，而且都是那些有钱的军官。我到教会医院将我的背又牵引了一次，并且为我的一名卫兵检查了结核病。那位女医生声明，她们这没有许多前线来的伤员是因为中国人不打战，总是在日本人面前逃跑。那时我们正准备争取教会医院到统一战线，因此我咽下了我的愤怒，平静地告诉她我在医院里所看到的一切。
重贴被封的旧帖，纪念抗战爆发七十周年。
最近几年上网，总能看到有关抗日战争各种各样的观点，却鲜有特点鲜明、立场客观的观点出现。
多数要么是说国军弟兄功劳大，并借此贬低敌后战场的成就；另一方，则往往以国军多大败贬低其战功，并借机会反驳前一观点。长此以往，国人对于抗日战争的看法完全分裂，陷入了无休止的非此即彼的无意义的争论中，却把许多我们应该纪念的东西给抛在一边了。厌倦了此类争论的网友，则提出了一个貌似公平的观点：其实当时抗战主力的两方面都不值得特别敬重，只有那些真正自觉自愿参与抗战的平民如“老北风”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此的观点，我不敢说其错，只是觉得这么轻易地将参与国共两军并参与抗战的历史一笔勾销，确实觉得心有不忍。毕竟，以这位网友同样的观点，那些国共两军的将士，同样可以选择，而且选择的机会可能更多，可是他们毅然选择了抗战到底。
对于六十多年前的那次战争，现在幸存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了吧，国共两党相互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也早已告一段落。作为站在新时代高度的我们如果还不能摆脱纯党争的历史，那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对于这场战争的具体进程，我想很多人都很清楚，在此就不多谈。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抗日战争中是有两个战场的：一个正面战场，一个敌后战场。对于正面战场，国军从1937年7月7日开始正式宣战，虽然其间不乏胜利的战例，可是却不断在丢失国土；国军也不断从北平、从上海、从南京撤退，首都也从南京迁到重庆。相反的，在敌后战场，八路军不断地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队人数从开始的三万人发展到数十万人；收复国土面积到抗战末期已经达到全国国土面积的1/3强；更加让许多人不爽的是，在国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在蒋介石不得不将首都也搬到重庆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延安稳坐钓鱼台，八年硬是没动过窝！如此大的反差，让很多国军的拥戴着感到愤愤不平，凭什么正面战场的巨大牺牲却让毛泽东捡便宜？
凭什么国军将士在不断地牺牲而共军的部队却越来越壮大？因此产生巨大的心理不平衡，说八路军与新四军是在消极抗日，是“七分发展，三分抗日”，不是全心全意的在抗日。这种说法，是在愤愤不平的同时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抗日根据地的土地不是国军送的，也不是日本人送的，同样是通过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浴血奋战而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而且在敌占区发展壮大自己，不正是削弱敌人吗？为什么有些人始终不愿正视这点呢？
真正来说，我们是要找到敌后与正面战场这种巨大反差的真实原因，才能突破这一症结。在为蒋介石先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辩护时，许多人都提到了前苏联的卫国战争。为找到敌后与正面战场的巨大反差的真实原因，我也引用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历史来说明其真实原因。不过，那时这块土地还不叫苏联，而叫俄罗斯。我所要说到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战争。
许多拿破仑的拥戴者对于他最终兵败莫斯科愤愤不平，为其最终的失败找出种种借口，其中不免有对俄罗斯人的战略战术进行讥笑者。对此，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反驳。他说，俄罗斯与拿破仑之战，就如同两位骑士在比剑。其中一位骑士剑术不如对方高明，手中的剑也不如对方锋利，因此不断地处在下风，被另一个骑士刺得遍体鳞伤；就在这位骑士眼看就要被高明的骑士给刺死的时候，他突然垂死挣扎，随手拿起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棒，一顿乱打，将那位高明的骑士打得落荒而逃。这时候，高明骑士的拥戴者们就很不平了：“说好了比剑啊，你干吗用木棍？你违规了啊！”那位手拿木棒的骑士搽着脸上的冷汗回答：“妈的！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管我用什么东西啊？”
在这个比喻中，拿木棒的骑士就是俄罗斯，剑术高明的骑士就比喻着拿破仑；剑实际上就是指两支军队的正面对垒，而那根木棒，托尔斯泰着重指出，就是---人民战争。正是在拿破仑军队身后的、此起彼伏的千千万万个民众自发的游击队的不断抵抗，促成了拿破仑最终的溃败。拿破仑在对垒俄罗斯正规军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遇过败仗，却最终失败了；他没有败在俄罗斯正规军手中，却败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俄罗斯正规军失败了，可是全体俄罗斯人却取得了胜利。
同样的道理，在回到当年的抗日战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正面战场，我们的剑不如日本人锋利、我们使剑的方法不如日本人高明，所以在不断地败退，但是却始终没有放弃抵抗；而在敌后战场，早就拿起了木棒，所以会越来越壮大。而且，对于正面战场的统帅，他在自己手中的剑并不锋利时，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将其磨锋利，而是不断地强拉壮丁，使得其手中的剑反而越来越钝；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拿起手边的木棒---发动人民战争---却又不敢，怕培养起另一个反对党来，所以只能一味地以劣质的剑及相对低下的剑术与日本人周旋。
综合以上，我对于正面战场的评价是“积大败成惨胜”，对敌后战场的评价是“积小胜成大胜”；正面战场更多的体现的是顽强不屈的抵抗精神，敌后战场更多的体现的是朴实无华的智慧。那么究竟谁的功劳更大？我认为双方的功劳都很大，无分大小。究竟是谁占了便宜？只能说，中国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没有谁能占了便宜。
在此，再次奉劝那些“功劳论”的执着者，你们一再地说谁的功劳大的时候，却忘记了：
抗日战争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带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灾难，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灾难；
抗日战争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军队，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
抗日战争的责任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责任，不仅仅是共产党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责任；
抗日战争的进程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进程，不仅仅是共产党的进程，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进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仅是共产党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胜利。
今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也希望，全体中国人能放弃无意义的争论，把纪念的重心放在纪念当时中国人所受的苦难，纪念中国人顽强不屈的抵抗精神，反对至今仍然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督促日本人能尽早地正视历史。这也是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最大意义，而不是浪费口舌在无意义的“功劳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