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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在离开太原的八路军总部之前，我花了整晚的时间来准备一份有关西北战场伤员的报告。在报道后面，我附加了一份为中国请求外国医疗援助的呼吁，并到外国的各种委员会里去寻求这样的帮助。这份报道我给了上海的John B•Powell，他将它播发了出去。
日本人现在已经前进到了忻口，太原北边月两百公里的一个重要关口；而且在东边的石家庄，平汉线和正太线铁路的交汇处，日本人的铁蹄也到了那儿。从石家庄起，单行线、窄轨的正太线爬过一个令人畏惧的大峡谷，直通太原。日本人就是通过这两条线路逼近太原。一位才能出众的民族主义将军卫立煌，正在忻口前线指挥着所有的中国军队，这其中就有一些中央军的精良师。八路军是“坐在日本人的尾巴上”，分布在日本的右翼和左翼，攻击其运输和前线撤退下来的军队。我的目标是在五台山上的敌后八路军总部。
中国人的战线现在蔓延了几千公里。在遥远的上海和南京，训练精良的中央军与著名的桂军一起，象一条站着的血肉长城一样，抵抗着日本人海陆空一体的全面攻击。与我们所在地区不同，他们那里没有高山来保护他们。
一丝曙光刺破了华北的黑暗。这就是平型关战役。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指挥官林彪，带领着一个师在五台山中长城附近的平型关向日本人发动攻击。在得知日本人将要在这点突破时，八路军的队伍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赶到这里。在睡了几个小时后，林彪派出快速纵队到了前进敌人的后方和侧翼，保留了一个团在平型关来阻止他们前进。这个快速纵队占领了日本人作为后方基地的五个城镇，而小股的游击队则利用山脊和深山来骚扰前进的日本人。
因为只遭受了中国人的轻微抵抗，日本人没有要求空军和坦克的保护。西北所特有的黄土地也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少麻烦——道路上充满了象山涧一样深的土坑。八路军在平型关的团在隧道一样的道路上组织了一个机关枪网，而队伍则多埋伏在山峰上。他们会让一支敌人的队伍前进，然后从上面用手榴弹攻击他们，从下面用机关枪扫射他们。当战斗在9月26日结束时，日本武士第五师团的一个旅被消灭了。八路军消灭了它的旅部，缴获了军事地图、文件、日记以及大量的布匹、金钱、和粮食。在一本被缴获的日本人的日记本里，我读到了下面的文字:“红军让我头痛。”
平型关战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利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对日本人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因为平民也被卷入了这场战斗，这也证明了利用“人民战争”的手段，即便是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也能打败全副武装的敌人。几个月后，在汉口，后来晋升为上将的约瑟夫•史迪威中将，以及一位美国军事武官和我一起花了半天的时间来分析这场战斗。
时间和空间失去了他们的意义，日子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但是在10月第三个星期的某天，两位中国记者和我坐在一辆八路军的汽车上离开了太原，爬上了五台山上的城墙包围的一座小城。出发前的一晚，我工作了整晚的时间，因此当汽车一开动我就开始瞌睡了。人们警告我保持清醒，因为日本人的飞机开始在夜晚根据车灯来找汽车轰炸。但是我继续睡觉：死亡似乎已经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次，我醒过来，看到一队卡车满载着士兵向南行驶，跟随着的是长长的步行军以及荷重的骡子和马匹。
我们的汽车在通向五台山的满是灰尘的山谷里费力地爬行着，最后把我们带到了五台山上的全民抗日救国会的总部。热情而穿着制服的年轻人为我们订了一桌饭，很快房间里就挤满了平民。记者和我因为缺乏睡眠而非常疲劳，但是其他人却认为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睡觉，而与记者交谈的机会却非常难得。而且，他们说，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轰炸这个小城，认为这里是八路军的总部；而那时我们就必须躲到外边去，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八点才能回来。
我们夜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讨论这个敌后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在我看来就是沙漠中的水源，因为在太原我也花了相当的时间访问全民抗日救国会。太原全民抗日救国会的努力受到了官方的阻扰，因为官方认为战争仅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冲突。如果普通民众可以被武装和训练，他们认为，他们也许会竭力抵抗日本人，但是战后他们会拒绝放下武器，回到战前的状况。
因此太原的全民抗日救国会不得不小心翼翼，努力劝说着政府，说全民抗日救国会让他们更受民众拥戴，从而巩固他们的力量。当地政府谨慎而勉强地同意了全民抗日救国会来举行集会，向民众宣传战争的目的，但是却仅限于战场周围地区的民众。这个地区甚至不包括太原，因为政府不相信太原会陷落。然而阎将军已经被说服建立一支学生“敢死队”，而且在省内的不同地方都成立了军事训练学校。
在此，是八路军才敢深入的地区，到处都是大量的民间组织——成立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抗日联盟。这些组织吸引了学生参加抗日游击队，而年长者则参加村里的自卫队。许多年长的人被选为不同抗日组织的头目或是少数的乡村官员——以替代那些在日本人到来之前逃跑的官员。
有时在黎明前，我们好不容易才躺下睡觉，但是很快就醒了。我们马上能听到从西方传来的枪的呼啸声。在视察过这座部分被毁的小城以后，我们开始踏上羊肠小道进山。这是一个清爽而充满阳光的秋天，一路上都是无尽的路人。只是遥远的枪声，以及偶尔飞过的飞机让我们感觉到这是在战争中。
大约在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一条宽阔的金色阳光普照的峡谷里的村庄，被分到了一间大的石头房子里。房顶上有雕刻的滴水饰，铺满了彩瓦。一片桦树林保护着这座村庄。在峡谷的远处，座落着其它宁静的村庄，以及一片片的树林。这其中就有朱德的司令部，而且我们到达不久，一名卫兵骑着我的小马云南跑了过来，带来了朱德的欢迎口信。
我们所居住的房子是军队的政治部，庭院里到处是指挥官和政治工作者。他们穿着缴获的日本大衣，拿着日本手枪；而我们自己很快就奢侈地吃上了日本食品。
我在这里碰到的人中，有一位政治工作者刚从西边的河北涞源过来。涞源在北平西南，刚刚从日本人手里被重新夺回来。当涞源回到中国人手里时，他告诉我，日本人所成立的傀儡政府逃进了一所意大利天主教修道院。这里的牧师以前就选取了那些人作为傀儡头目，而且帮助日本人征集食物，并帮助他们建立了间谍系统。八路军敲打着修道院紧闭的门，但是那里的牧师升起了意大利国旗，然后大叫中国和意大利政府还保留着外交关系，意大利人的财产是不能被搜查的。八路军电告这些情况给南京，但是没有任何回音。许多牵涉到意大利牧师以及外交事务的事件发生了，但是却对此毫无办法。当我问八路军指挥官，为什么他们不打破修道院的门，然后揪出那些卖国贼；他们说他们不敢，怕被指控为攻击基督教。
我在五台山呆了一个星期。我花了一整天与朱德呆在一起，他则对八路军渗透到敌后以来的战斗做了一次全面的报告。在其它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同事们走到了山里，去看那些正在接受游击战训练的年轻平民。一座村庄是全民抗日救国会的总部所在地，而整个村庄就是训练基地。对于妇女的发动工作非常有限，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那些延安来的接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妇女通过各种途径来发起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