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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悠闲地行军了，每天的路程很少超过八十或九十里（二十五到三十公里）。我学会了依照我的疲劳程度来判断路程。在六十里以前，我都很轻松；但是在那之后的每一公里都像变得越来越长。土地都冰冻了，河上都结了一层薄冰，山上被冰雪覆盖着。天气经常如此寒冷，以至于我在马上呆不了一会就得下来步行。天气晴朗的时候，高兴的情绪洋溢在整个队伍里。在这些天里，我们通常利用中午的时间来休息，访问其它单位，或者跑到村子里与村民们交谈。
当下大雨或是下小雪的时候，路上都是一片泥泞，我们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呆上许多天。然后我们驻地附近都会充满了开会和平民训练的声音。在一个大雪纷纷从天上厚厚的云层里飘落的日子里，我们穿过了吕梁山脉，踏上了一条泥土半冻的小路，拖着马颠簸前行。我身上有了虱子，而脚上则装满了冰冷的泥土。我发现一名士兵因盲肠炎倒在路边，急忙将他扶到我的马上，他趴在上面呻吟着。大雪下着，那些重装的战士们蹒跚而行，马匹和驴子都不得不被他们抬着向前走。
突然我听到了长笛的声音。它象一股清澈而欢快的溪流穿透了暴风雪，讲述着不可言传的爱的故事。它不断地吹奏着，带领着我们穿过这白色的世界直达山颠。随后我看到了士兵们向前下山的模糊身影，其中一个人双手举起吹着笛子。
下来穿过了古老的城墙包围的小城洪洞，走到了城外的宽阔而冰封的平坦旷野中。到了午夜，我发现我们是漫无目标地从一个村子穿行到另一个村子。一直到早晨，我们才到了一位地主的家，在一扇门上看到了我们的名字。在我们进去时，发现整个家里的人都等着我们，为我们准备好了热饭热菜。我们这天行军了大约有十八个小时，但是多少里路我却不知道了。中国人都非常现实，当他们爬山时，“里”就长了；当他们下山时，“里”就变短了。
我们在洪洞地区呆了几个星期。我骑着马到处奔走，购买、乞讨、借用着医疗设备。八路军的战斗小组向北、东北、以及西北方去侦察敌人进攻可能的路线。新的自愿者排着长队等在司令部，很快当他们训练时，所有的麦田里都是黑压压的一片。在晚上，村子里都坐满了上课的士兵。敌人的轰炸机认为我们在洪洞县城，把那里轰炸了一遍。
在12月末，两位外国人来了。一位是James Bertram，年轻的新西兰人，在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抓的时候，我曾经碰到过他。他带来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牛津大学的光环在他的头上盘旋着。他的傲慢刺激了我。另一位访问者是埃文斯•卡尔逊上校，驻中国的海军武官。
当我听到说卡尔逊到来的时候，我决心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在中国与美国官员相处的经历并不令人羡慕。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把中国人看作以洗衣为生的“中国佬”；可以说，我不喜欢他们的信仰。因为我把红军看作一个穷人的革命组织，有些美国人就把我看作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街头妓女；而且，在日本人侵华以后，他们的女人更是把我看作随军军妓，一个丢了白人脸的下等烂货。
一天，我正坐在土垄上看两个军队团体打篮球时，朱德从后面走过来让我去见我的一位同胞。
“我很久就想与你见面了，史沫特莱小姐，”卡尔逊上校说。
“是啊，你现在见到了。”我回答，然后又转身去继续看篮球赛。
卡尔逊是一位非常瘦高的男人——如此的瘦骨嶙峋，以致于衣服看起来非常宽大。但是当你真正与他交谈时，你会发现他就像新西兰的老农一样朴实。他有着非常直率的外表，而当时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狡猾的伪装。
他到八路军来是为了从技术的角度来学习游击战，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游击战不是简单的军事技术层面的事物，而是由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教育体制所组成的，教育人们为何而战，为何而生，甚至有必要的时候，为何而死。他开始学习这种政治体制，很快就称呼它为“道德教导体制”。
一位外国军事人员的到来，引起了八路军指挥官们的强烈求知欲，他们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与他交谈。这次会议持续了几天的时间，最后集中到一场假设的美日战争的讨论上——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一张大桌上展开了一幅地图，好几个小时他们的手指在从新加坡到阿留申群岛之间指画着。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加坡将会成为美国和英国军队的战斗基地。中国人相信美国已经巩固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防御来防止日本人进攻——他们根本想不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直到那时，中国人对于美国的军事战略依然是看得很高。
中国指挥官对于游击战和运动战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他们画着草图，解释着他们怎样避开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正面交战，但是却在整个战场上敌人的缝隙间或是在敌后寻找战机；他们怎样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侧，斩断他们的队伍，然后消灭部分敌人，切断他们的联系。他们告诉了所观察到的日本人的弱点和长处，以及他们自己的弱点和长处。对于平民他们说：
“我们在人民中间游刃有余，就象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一样。通过组织和训练民众，我们自然就消除了叛国者。我们生活在人民的正中心。”
我与卡尔逊上校在这期间建立的友谊成为我一生中最牢固的友谊，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在平安夜，我到了卡尔逊的房间，我们一起喝着咖啡，吃着花生，一起交谈着。他是挪威后裔，一位康涅尼格州牧师的儿子；在他的性格里，有着一套强大而复杂的宗教伦理规范。他的人生原则深根于早期的美国杰斐逊式的民主；这可能是他为什么觉得在八路军中有着像在家里一样的政治和道德伦理的气氛的原因。同样的原因，许多美国新闻记者访问过八路军后感到他们发现了中国民主的源泉。卡尔逊上校对于八路军的反应经常让我想起两句《共和国的战歌》里的歌词：
我们的眼睛看着上帝到来时的荣耀；
他正践踏着充满愤怒的葡萄园；
当我听到这个歌时，我总是想到他——
他的死让人神圣，而我们的死是要让人们自由。
在平安夜，他举起他的珐琅咖啡杯，然后说：“艾格尼丝，我们来庆祝圣诞节，”然后喝了一口。我照样做了，然后一起吃花生。他将杯子放在他旁边的床上，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口琴，吹了一会，接着唱起了美国海军的歌。接着他又唱了“哦！我多么痛恨在早晨起床！”。然后他笑成了一团：“哦，呸！我记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情形！”
我们都会唱一些黑人圣歌的词句，然后唱了起来。《宁静的夜，神圣的夜》，但是因为记不清歌词而停顿了下来。最后我们站起来唱了《这就是你，我的祖国》，一首我很喜欢的歌。
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平安夜聚会很难说是很成功。但是从交谈的内容上来说，却不是太坏。
吕中行：
》瓦格纳的四幕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可是大名鼎鼎，有了这部剧才有了拜罗伊特音乐节，而瓦格纳倾二十余年的心力所创作的这部以北欧神话为题材的巨作，其中所表现的那种日耳曼式的浪漫与狂暴，战争与征服，美酒与爱情，英雄与宿命，高贵的死亡等等观念，对希特勒的影响极大，他这样说：“凡是想要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
说实话，我的阅读范围很窄，瓦格纳的名字仅仅是听说而已。因此对于很多西方名人甚至是中国的文化名人都不是特了解。以前的阅读习惯，对于西方的小说倒是看过几本，但是对于话剧和歌剧的了解就比较少了。就连翻译本书，也是一时兴起，业余花了半年的时间完成的，也不是本业。因此，很多谬误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前面有人之前说我是“研究”历史，又将我夸张成翻译家——我自己都觉得搞笑！）谢谢老兄的指教。
》借地儿问一下楼主，这类以外国人的视角来描写近代中国的书，国内已出版的我只看过四本：史沫特莱的另一本著作《伟大的道路》，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一本就是怀特和雅各布的《风暴遍中国》，因为这种新闻记者式的观察角度更能给中国阅读者以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一直对这类书有很大的兴趣，能否请楼主另外再推荐几本？中文的没有，英文的我也硬着头皮啃一下吧，学习楼主的精神，给个名字就好~
实际上，我所看的东西可能还没有你多。所以让我推荐实在是让我汗颜。但是我觉得本书里所提到的几位当时来过甚至是长驻中国的记者，或许可以利用他们的中文名或是英文名去网上搜搜，也许会有收获。比如说John B•Powell等人，他们在中国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应该会有些作品出来吧。但是能否找到，我确实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