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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到了一位中国农民士兵死去了。他的死代表了千百万为了让自己的同胞不受奴役而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中国人。
所有有关他的信息都是由他同一连队的一位伤员所透露出来的。他们袭击了一个日本人的据点。直到战斗结束开始返回总部时，他们才知道自己受伤了。然后，他们就再也不能行走了。两个人都被日本人埋在他们的防御工事周围的削尖的竹签给刺穿了脚底。
那位士兵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所说的唯一话语就是他姓吴，是一个农民。他脸上和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处于痛苦之中。他看起来总是在沉思着。他看不清周围的一切。他的思维集中在某个飘渺的地方。医生谈到他时说：“他活不了了。他太缺乏营养，根本没有抵抗力。”
在第三天的中午，他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他就这么死去了，卑微地，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他旁边的伤员没有人知道他死了，直到有人过来，抬走了他的尸体。很快他瘦弱的身体被放进了一付没有油漆的木棺材，抬到了山边的一个浅坑里，然后被土埋了起来。一块窄窄的、没上漆的木板上写着他的名字，死去的日子，以及他所在的部队，被竖立在他的坟头……。
不久，雨水会渗透进他的坟墓，他的棺材和尸体会腐烂，而慢慢地，坟头会逐渐深陷。野草会爬满他的坟头，扎下深深的根；而在某一天，某个贫家农民的孩子会将那块小墓牌当作木柴给拾走……。
在聚光灯下死去很容易，因为知道整个国家的人都在以你为荣，而你的一生将会成为一个典范。但是这个人，吴，还有其他千百万像他一样的人，都在默默无闻地战斗着，牺牲着。对于未来的自由中国，他们无缘分享……当他们抗起枪时，他们知道这一切吗？
他死亡时的样子是多么的难看——然而却如此光荣！中国普通人充满着悲剧性的伟大！他们的国家只给他们带来了饥饿和悲伤，寒冷和苦难。然而他们仍然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数以千计地牺牲在荒芜的战场上。还有其他数以千计的士兵蹒跚地撤向后方，无助地看着他们自己的无人医治的伤口，然后向山路和公路上望去，期盼着那些从来没到来过的援助。
汉口逆流
在1937年12月12日到1938年10月25日的十个月里，汉口成为了中国的实际首都。这十个月，就好像十年一样，是多事之秋。就象巨大的扬子江，将这个城市分成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通常被称作武汉或汉口），整个城市不断地翻滚和沸腾着，成为了国内外各种势力活动的漩涡中心。士兵、普通民众、以及某些官员的巨大爱国洪流又一次与一股叛国、贪污、冷漠、间谍、以及国际阴谋的逆流纠缠在了一起。
南京于12月12日的陷落使得法西斯主义的反动逆流停顿了下来；而在这个全民反省的时期，涌出了民主的民众运动洪流，不断地通过民众组织，出版物，和游行来表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反动势力开始重新巩固他们的地位了。汪精卫在政府部门中仍然有着很大的权力，而他的跟随者在汉口和其它城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与委员长争论说，与日本人达成和平，好过被共产党最后打败。国民党禁止任何青年组织，强令所有的学生加入到半法西斯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而这个组织是模仿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组织建立起来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向大学生演讲说他们太宝贵了，不能在战争中被消耗光。受过教育的人被告知保存他们的性命来参与战后重建。共产党发行了他们的《新华日报》，虽然他们只宣传全民抗战，蓝衣社的秘密匪徒在深夜破门而入，然后破坏了他们的印刷工厂。阶级斗争依然盛行；绅士们从来不会参与——他们雇佣流氓来当打手。
我自己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冲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谋生问题。我的革命名声让所有雇主对我关上了大门。很多人认为我经常与恐怖主义作斗争以及宣传人权，那么我一定是位拿卢布的间谍。另一方面，共产党相信所有的外国人理所当然地不会为生计发愁，而且生活奢华。因此我被悬挂在一栋经济的空中楼阁中。有时，我会成为汉口的主教Reverend Logan Roots以及他女儿Frances的座上客。但是那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我解决我的经济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每个月定期地从我一位忠实朋友——一位中国工程师那里借一些钱。
我到新首都的首次拜访是去美国大使Nelson T•Johnson那里。我在八路军那里时，曾经通过埃文斯•卡尔逊给他带去了一封信。除了制服外，我没有其它衣服；就穿着这套制服，我拜访了我们的大使，与他一起谈论有关这场战争的事情。他在总结扬子江下游发生的一场战役时说“日本人把厨具以外的东西都向中国人扔过来了”。
有次，我声明，如果日本人用美国的战争资源控制了中国，他们会转过头来对付美国。
Johnson先生打着不赞成的手势说：
“到那时他们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Johnson先生与多数在华的美国人都处不好。他们叫他软体动物，但是因为他是美国大使，他们还是在表面上尊敬着他。他个人无可指责——他仅仅是国务院远东的应声虫而已。他的声明对我来说意味着允许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消耗着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我们则袖手旁观；也表明了所有帝国主义力量的政策——英格兰、法国、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我们自己。
少数在远东的真正美国人和英国民主派人士看到了这种政策的荒谬与罪恶之处。有些人受尊敬仅仅是因为他们身处高位，但是我们这些其他的人则被看作是幻想家，或者，更糟的——赤色分子。我曾被不同的人看作道德败坏的女人、一位理想主义者、或是一个赤色分子。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常常记得当人们向林肯抱怨格兰特将军有一半的时间是醉醺醺的时候，林肯回答他希望其他的将军也喝个大醉，如果他们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的话。
上校（现在是中将）约瑟夫•史迪威，我们在中国的军事武官，就非常不同。他性格倔强，粗暴，身上满是战争疤痕，是一位率直而诚实的军人。他喜欢中国的士兵，而且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伤兵的同情。我常常向他那里跑。一次，他在街上停留了下来，然后盘问我：
“你在这干吗？”
“将药品装车。你在干吗？”
“我站在这里监视你！”他说，皱着眉头。“我也要告诉你，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装满了新到的药品——包括新的磺胺剂药。一分钟内跑到那去，给军队要些药品！”
根据他的建议，我跑去要了些外国药品，但是与通常一样被拒绝了。中国的国际红十字会与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总会毫无联系，仅仅是当地的一个外国委员会，为了教会而成立的。他们接受了所有的外国救济品，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分配——通常是给基督教教会医院。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多数教会相信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是不诚实的。他们也辩解说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在战争中是中立的，而那些从这些地方得来的救济品因此不能给中国的军队。我的观点是受伤的战士与那些空袭受伤的平民一样，都是非战斗人员；而且当听到外国人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诚实的而非基督教徒则是不诚实的时，我的血管一下就沸腾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