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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逆流
另一位很像史迪威上校的美国人是上校（现在的少将）克莱尔•陈纳德，他是我所遇到的人中间个性最突出的一位，但是同时也是我从来未能全面了解的一位。他是位满脸痘痕的沉默而谨慎男人，看起来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里。他很少出现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在那时我还没听说过因为他迷信空军的力量被清除出美国军队的故事。一天，我和他一起在一家偏远的茶馆里共进午餐，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能明白在那张严肃而迷人的外表后面究竟掩藏着些什么东西。他声明，他宁愿要那些中国的机械师；因为他认为，他只要花上训练那些学富五车、不愿弄脏自己的绅士家儿子一半的时间，就能把那些机械师训练成飞行员。
史迪威上校对整个远东的形势如此的悲观，以至于某些军官和官员叫他“酸乔”——而我认为这比被叫做软体动物要好的多。他曾经跟我说：：“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之一。如果能指挥他们，我将会非常自豪。”
其它的军人，少校（后来的上校）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以及埃文斯•卡尔逊也意识到了中国所发生的危险局势。多恩是一位炮兵武官，曾经广泛地游览了中国，并深深地欣赏着中国。因为某种原因，他被命令返回美国，而且是刚刚在被通知留在中国再呆三年之后。我很奇怪为什么。我甚至建议他抗命而且必要的话在街头公开抗议，以便留在中国。他是一位非常英俊、在西点受过良好训练的青年，严格的纪律性让最后他回家了。在他离开之前，我们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送别仪式。我用辉煌的语句写了首诗献给他，然后《芝加哥每日快报》的Art Steele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它。甚至是在我的诗里，我也没有出卖多恩的小秘密：他是一位小说家，一位油画家，而且如果没弄错的话，一位音乐家。
不久，我的其他朋友也开始离开汉口。埃文斯•卡尔逊已经从西北前线回来，然后被海军总部命令停止发言。他曾经讲述了游击战争，而且，特别谈到了政治以及“道德教导体制”可以作为战时的一种武器。也许海军方面怀疑他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卡尔逊不是新英格兰人，也不是无所事事的《共和国战歌》的附和者。在感到唤醒美国民众，让他们认清日本的危险性是他的责任以后，他立刻从美国海军辞职。相反地，我并没有让他抗命，只是让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讲原则的人是毫无用处的。我担心他在美国会挨饿，而在那里金钱就是成功的标准。我很自豪能成为他的朋友，他回答说：“别跟我谈论经济安全的问题！唯一需要关注的是——我做对了吗？”
虽然很少有人喜欢卡尔逊，而且时不时我听到有人挖苦他。“真是个可怜的笨蛋，”一位记者说，“他相信了八路军告诉他的一切！他太迷信了！”他们都漠视了一个事实，他并不是简单地被八路军灌输了思想。他观察并与那支部队生活在一起。他们的作战技巧以及他们的政治教导（他所称之为“道德”），可能会被那些只相信自我成功的人丢在一边，但是卡尔逊不是一位能被这些爱嚼舌的人轻易动摇的人。他没在西点或是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受训过，也不会在无休止的鸡尾酒会、茶会、宴会、扑克牌会、球赛、赛跑、或是大部分远东海军官员都热衷于的高尔夫赛场上成为耀眼的明星。然而，他确实有许多国外的朋友，而且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 Harry Yarnell似乎非常器重他。我同时也要补充，他自己对于Yarnell也是非常崇拜的。
因此，卡尔逊准备离开汉口。同时英国女记者Freda Utley，正在计划离开时，在香港扶轮社制造了一起丑闻事件——袭击了那些卖军火给日本来对付中国的英国人。扶轮社的主席此后公开为她的“没有人类竞技精神”的行为道歉。
在汉口沦陷前的颠倒黑白的日子里，英国扬子江舰船的船长邀请我到他的旗舰上去对英国官员和水兵们演讲。我带着地图演说完了，但是很怀疑英国人是否是清醒的，或者是我弄错了。美国海军明确地拒绝给我同样的待遇，虽然他们允许他们的水兵去听我在海军基督教青年教会所做的演讲，以及允许他们的军官邀请我去参加那些我所见过的最沉闷的茶会。他们过着一种令人厌烦的生活，永远坐在扬子江的小炮艇上，看着日本人袭击着岸上的城市。一次，美国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海军上将Marquardt在他旗舰的午餐桌上仔细地看着我，并且非常惊讶地发现我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的老或难看。也许他认为漂亮或体面的女人总会是被婚姻所纠缠，只有那些难看的女人才会选用反传统的方式来报复整个社会。也许是他的安纳波利斯训练促使他跟我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位像你这样的女人把自己埋葬在那个上帝抛弃的西北，跟那支叫花子的军队呆在一起？难道你喜欢上了一位中国将军？”
“告诉你真相吧，”我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怒气，“我曾经爱上了一位海军上将。他抛弃了我，然后我跑到西北去忘了他。”
安纳波利斯又开口了：“哦，我尊贵的夫人，你真是爱错了一位上将！”
我已经忘记了那次午餐的一切，虽然我想我们可能是吃了热饼干。我确信已经宣传了我的观点，因为我经常这么做。我真心地希望他能给捐给我一笔巨款，来为中国伤员买医疗用品，但是他却没有。我辨识人都是依照他们为伤员捐款的意愿。那些捐款的人我记得，那些没有捐的人我就忘记了。
我在新来的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先生那里获得了成功，他在那时刚到汉口。当他邀请我参加宴会时，我从Frances Roots那借了一套礼服就出发了，预期会碰到一群大英帝国的魔鬼。他与魔鬼却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但是却显然拥有着魔鬼般的魅力。他是一位瘦削，皮肤黝黑的苏格兰人，思想坚强而热情，而且还拥有天生的幽默感。在某些方面他让我想起了“酸乔”，陈纳德上校，以及卡尔逊上尉。我喜欢这类人。
阿奇博尔德爵士还邀请了其他四位客人参加宴会，都是他随从，而且都是男人；他的一位军事随从带着一个单眼镜，正如美国卡通画里的英国人形象一样。这位讨厌的绅士对我说：“亲爱的，我确信！我们在西安事变中碰过面。”
“哦，是的，”我烦躁地回答，“你正在那刺探红军的情报。”
“而你就是在刺探我了？”
“自然！”我回答。
所有其他人都一本正经，直到阿奇博尔德爵士大笑了起来；然后他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宴会很简单而精致，摆放着许多餐具和玻璃杯，而我借来的礼服让我感觉是在演戏一样。幸运的是这里有一场战争来谈论——虽然阿奇博尔德爵士很健谈，基本不需要什么谈资。他对游击战、全民动员以及训练平民很感兴趣。在那个时刻，我怀疑他是真正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民主人士，还是仅仅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外交官。最后，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堕落在外交官里的苏格兰好人。
他开始谈到新西兰人道主义者路易•艾黎发起的工业合作社的计划。除了是合作社的创始人外，路易•艾黎还是一位真正现代化和充满了爱心的人，他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纺织合作社的发展。如果蒋委员长和蒋夫人接受了艾黎的计划，阿奇博尔德爵士说，这将是一个解决战时中国的经济问题的强有力的手段，而且会播下民主经济的种子。有些人说路易•艾黎看起来像是一个幻想家，总是最求着不切实际的东西。大使直率地反驳说，如果其他人也能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话，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情况。
阿奇博尔德爵士很快将艾黎先生的计划提到了蒋委员长和蒋夫人的面前，并向英国慈善基金请求资助。计划被接受了。翁文灏博士，中国最有名的地质学家，全国慈善总会的主席，也对合作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艾黎先生因此放弃了他在上海的官方职位——工厂检察官——来到了汉口，来发起一次经济运动，后来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个历史事件。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对任何有用的事物都非常关注。他的文化是博大而广泛的，他对于油画和文学有所涉猎，并开始学习中文。一种充满了幽默的友谊，在他捐赠了一笔用于购买医疗设备的资金以后变得更加有活力了；这种友谊在汉口开始，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在陌生的地方得以重新开始。他通过日本人的邮轮给我送了一箱外国食物、雪茄、和其它东西，让我的新年庆祝会令人难忘。像传统的苏格兰人一样，他送了一瓶陈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黄油，一块圣诞布丁，以及调制这些东西的说明书。游击队员们认为这些混合物实在是太难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