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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先锋
林博士自己也面临着痛苦的斗争。几年以来，我听到来自于中外人士针对他的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指控。一位汉口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传教士酸酸地指责他酗酒、喜欢女人和唱歌，却不会讲中文。另一个则宣称他习惯于穿在英国定制的衣服，而且他的衬衫都是在伦敦干洗的。一位野心勃勃的红十字医生，在红十字医疗小组变成一个强大的组织以后，梦想着能取代他的职位；他指责林博士与斯图贝克公司有着秘密的私下交易，并且在他的团队里窝藏共产党。我被说成利用红十字医疗小队来为八路军输送医疗设备。
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就会离开中国到英国或美国，那里的科学家们会欢迎他并给他提供适合他能力的发展机会。但是他是一位顽强的人，他的爱国热情远超过那些诽谤他的人。他已经放弃了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以及一份不菲的薪水，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所得到的津贴甚至不足以让他的两个孩子上学，而且还得到了那些恶意诽谤他人品的谣言。
林博士的朋友们叫他“波比”，他们这么叫是因为他们爱戴他。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轻微苏格兰口音的英语，而从他那低沉、温和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一个铿锵有力的警告，就好像要告诫他人，他的性格里不全是温和的一面。几乎是立刻我就感受了后来在卢致德博士身上所体会到的品质：这是一种悲哀，或者说是世界通病，我所接触的人都是领先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人。而且中国医学界的带头人确实是领先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的政治环境两三个世纪。
一旦闯入了中国的医学界，我很快对于在军队医疗体制阴影下的伤兵的命运陷入了一种绝望之中。我从未停止过对于林博士和卢博士的感激，因为他们耐心地向我解释着并争论着，试图向我展示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中国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处于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境况中，而伤兵的命运就如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画面里1812年俄罗斯伤兵的命运，或是佛罗伦丝•南丁格尔所看到的英国伤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命运。中国从不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医护人员或是大量的佛罗伦丝•南丁格尔。
对于中国伤兵的这个问题，我无数次地在深夜拷问着我自己。我应该写出真相，还是为中国的英雄们蒙上一层浪漫主义的面纱？有时我会对自己说：“听着！如果你写了事实真相，那些美国和英国人的纯洁小灵魂会被吓坏，然后不再会进行任何捐助；他们宁愿去看那些爱就是一切的电影。”
然后我会自己回答：“想想那些伤员吧。历史上有哪个政府不是在公众批评的鞭策下才取得进步的？如果你迎合了中国政府，那么即使是处于困境中，它依然会腐化。说出真相，甚至在必要时煽动着中国。忠于那些献出了生命的士兵们，特别是在你只能为他们做些琐碎的事情——甚至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中国伤兵的可怜命运是根源于半封建的军事体制以及那些视钱如命的地主、商人、以及政治家们所组成的统治阶层。这其中有些人在上台以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倒不会漠视和倒退。他们知道去建那些经典的别墅——现在却被日本人占领了——在其中装饰了许多现代化的设备。他们有钱去满足任何突发的念头。他们的儿女们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学习，而且在战争开始后，有些家庭逃到了美国。
因此统治阶层对于一支现代军队的医疗体制应该是什么样有着足够的了解。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是给每支私人武装每月一笔固定数目的钱，根据军队编制的大小来分配。利用这笔钱，每支部队都希望去买自己的食物、衣着以及自己的运输设备。因此只能期望每人每月十分钱去买医疗设备。由于医疗设备从来都没有标准，由于军医官不称职，由于中国必须进口所有的药品，军医官可以依他的想象来买或是买他所能买到的东西。当战争持续进行时，他只能买到少量的药品或是什么都买不到，而且药品价格还不断地攀升。只有平民的伤员能得到外国医疗救济。中国士兵可以被美国人和英国人送给日本人的军火伤害，但是却没有权利享受来自于这些国家的医疗供给，除非是中国政府在纯粹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得到这些东西。
在军队医疗服务机构里，也许有一打非常称职的医生。但是却有着两万名带着军医官头衔的不称职人员，还有十八万不称职的士兵护士以及随从人员。那些士兵护士都是因为不能参加战斗而从部队里抽调出来的。他们的医护知识仅仅是几个星期的换绷带训练。像许多军医官一样，他们不知道感染的原因以及如何去治疗，而且从来没有看到过夹板或是现代的杀菌措施。
对于军队医护人员我本能地充满了敬意的。我一直保留着这一看法，我看到这些人在前线是如何工作着，竭尽全力地帮助那些伤员。他们从来不会逃跑，也不会将医疗工作看作是毫无价值的肮脏苦力活。几百万伤病员从他们的手中转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后方，如果说有一半的人在途中死去，那么至少另一半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活了下来。
走出这一混乱状况的第一个步骤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实施，国防部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医疗管理部，并建立了四百个急救站，以及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私人军队医院保留他们的轻伤员和病员，但是把重伤员送到这些机构。
在卢致德博士成为军政部陆军中将军医署署长以后，他和林博士开始将推行巨大的变革。他们起草了医疗供品的首份标准，并从此在中国执行。他们主导了长沙成立的首家紧急医疗训练学校的建立，并由这个学校来对整个军队的医护人员进行重新培训；而且他们准备了数以吨计的急救包，里面放着吗啡止痛片，让那些前线拙劣的救护人员可以方便地使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与前线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感染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