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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先锋
整个一星期,这支小组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清扫着,准备着草席,组织了一支看护和卫生团队,建立了一个手术室以及一个手术台,推广特别的菜谱,以及让伤兵们特别高兴的,洗澡。在这个星期结束后,每位能走动的伤员都走过来求助。没有一名伤员不心存感激。再也没有砖头向他们砸来。
这个小组下一步是对那些未经训练的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而这些人都像伤员一样感激。十天过去了,附近一个小镇遭到了一次可怕的空袭,这个小组有一半的人都跑过去照料受害者。每天晚上,医生和护士们都被叫到医院附近避难所去照看分娩的妇女。最后他们不得不接管避难所的医护工作。这个小组两年以来都呆在前线,从未回到后方休息过一次。
我在长沙和汉口之间来回奔波,两地都有着数万的伤病员。通往前线的每条路上都有着一支无尽头的担架队伍,以及步行的伤兵和病号,有些人躺在灌木丛的下面死去了。疟疾正在摧跨军队,当卢致德博士到前线去时,他总是将他的汽车装着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奎宁,拦下一支支的队伍,给他们分发那些药品。整团的人在疾病袭来时倒下,然后站起来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某些地方的电话通讯有时会中断,因为接线员正在“打摆子”。
每天,我看到满是尘土的红十字汽车和救护车在医院卸下混乱的货物,然后就听到司机们谈到日本飞机沿着公路轰炸或是扫射他们的故事。最后没有伤员愿意乘坐任何救护车辆,除非车顶上的红十字标识被泥土抹上遮盖住。
一天,在长沙我看到一位中国女医生,脸色灰白,充满了绝望。她刚刚从前线回来,在那她正带领着一支女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组。她们的医院两星期内被炸毁三次,她们所有的设备和供给都被毁了。她看到一辆红十字汽车在前面的路上被扫射,甚至看到了战场上空的日本飞行员狞笑的脸。到了夜晚,这位女医生又带着更多的供给返回了前线。
另一次,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华人医生,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开着车进来了。他只能说英语,我们都叫他“Blimy”。“头儿,”他对林博士说,“看那些士兵们都对我们干了些什么!”
他取出了在前线所拍的一张照片。一辆红十字救护车停在路中央,周围围着几百名站着或躺着的伤员。车被装满了,而轻伤员已经爬满了车顶。有些人甚至爬到了驾驶位。司机站在他们前面,他的手举着,绝望地哀求着。这是一个寻常的场景。伤员们会躺在路中间,防止汽车把他们丢下不管。
林博士听了一会,说:“可怜的家伙!”
“头儿,”Blimy请求道,“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在前线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千例手术了。我能不能休息一会儿?”
“我知道,小伙子,”林博士回答:“但是你又年轻又强壮。士兵们不能停止战斗。回去吧,我尽可能安排你休息。”
Blimy说:“好吧,头儿。”然后返回了前线。
卢致德博士开始忙于建立从前线到后方道路中途的休息站。他在每隔十公里远的地方搭建了竹棚,并试图让年轻的平民在每个站点去为步行的伤病员换绷带及提供食物。他的计划里也包括了平民逃难者,因为他们也同样遭受着营养不良,而且他们是未来的士兵来源。当我听到这一计划时,我马上跑到了中国基督教青年教会,去找一位基督教的战时工作者,刘良模。刘先生听说了这个计划,然后和我一起回到了红十字总部。在一个星期内,他和一群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年青男女就接管了通往前线路上的休息站。
我将美国寄来的许多装满梅子干和葡萄干的大箱子给了刘良模。这些箱子在路上已经走了九个月,有一半的东西都已经腐烂了。基督教青年教会的楼顶的平台上很快晒满了梅子干。我亲自打开了一些箱子,花了好几天的事件来挑拣那些腐烂的干果。为了拯救那些好的,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红十字总部那三个移动除虱站来烘干它们。当我胜利地完成此项工作时,一名年轻医生满脸愤怒地走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大叫着:
“我们的三个除虱站都被毁了!金属盘上的网孔都被粘糊糊的东西堵死了!”
“我在里面把那些为卢博士的休息站准备的干梅子给烘了一下。”我解释说。
“你去烘梅子!”
“是的,先生。”我心虚地承认了。
但是当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工作者到前线去时,他们乘坐的红十字汽车上都塞满了为伤病员准备的干果子,而在汽车的两边贴满了华丽的标语,宣称这些是“美国送给我们的国家英雄的慰问品”
长沙成为了一所巨大的军事医院,塞满了大量的伤员,躺在各种可以想到的掩体下面。几万名伤员除了最基本的护理以外,没有任何的治疗,因为几乎只有三支红十字医疗小组在前线。船只,马车,汽车开始将数以千计的人撤离长沙,以便为后来者让出地方。仅仅在汉口,在陷落前的几个星期里就撤退了四万伤兵到西部。
在仲夏的几个月里,当扬子江满是船只的时候,红十字医疗小组获得了一支最有价值的外国自愿者小组。这个小组是由香港政府的医疗机构主管的夫人英国人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Hilda Selwyn Clarke)夫人带领的。我们已经友好地通了好几个月的信;最后她乘飞机到了汉口。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有一头鲜艳的栗色头发以及一双水汪汪的明亮眼睛。她丈夫在香港政府部门的位置给了她那个声望和权威,而她在英国劳工运动中的经历让她锻炼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她对于中国医院里所看到的情况引发的不是她的敌意,却是一种钢铁般的决心——利用她所有的能力和影响来帮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