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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先锋
她飞回了香港，成立了外国人协助中国红十字的团体，成为了中国红十字医疗小队在香港的代理。她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网络，并在日本人控制的海运线上组织起了复杂的医疗用品运输体系。她将香港避难所的中国难民组织起来，进入红十字行动的中心，在那里妇女和姑娘们制作绷带，床单，以及外科手术围裙。她坚守她的岗位直到香港被攻陷，然后她跑到医疗工作者中间，保卫着香港直到最后一刻。
当汉口的命运注定之时，我建议将那些受过教育的年青人从汉口撤出，然后招募他们到红十字医疗团体来工作。林博士对此大加赞赏。他让我主管这件事情——这个任务就好像其它许多在中国的事情一样，看起来充满了几乎是不可解决的困难。
我在这期间所做的一份报告覆盖了我与美国总领事的一次会谈，在其中我对美国红十字给中国的援助提出了六点的纲要。第一点请求美国红十字派驻一位官员到中国来监督美国援助物资的发放。另一点请求美国红十字提供汽车、汽油，并支助十七支中国机动红十字医疗小组上前线。我的报告总结说：
“美国总领事认为这些建议非常好，并且根据他的建议，我将一份拷贝送给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红十字会，以及另一份给了新成立的美国对中国医疗援助局。美国新闻记者们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红十字会的副主席最后写信回复我的六点建议，如下：
“你所提供的数字令人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吸引人，而且我们当然也非常同情你为救济伤兵所做的努力。然而，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所处理的基金是仅针对平民救济的，这点你会在附件里看到……”
扬子江涨的越来越高，汉口成为了一座有着残酷对比的城市。爱国者们利用他们生命来捍卫着他们的国家，而叛国者伺机而动，整天花天酒地，直到他们能够组建成一个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已经被希特勒命令回国；而外国大使们则开始用鹰一样敏锐的眼光来观察，看苏联军事专家是否会接替他们的位置。每个人都开始刺探别人。一群白俄因为为日本人工作而被捕；然后他们被允许离开到香港。意大利领事馆与日本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而盖世太保的头目假装成一位自由撰稿人，定期从上海跑过来，出现在每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访问着各类官员。
蒋介石夫人以及她的女跟随者们在战争地带收养了几千名战争孤儿。一天，我走进了她们的总部，刚好另一批火车载来的破烂的、满身虱子的、饥饿的儿童被带了进来。一群妇女在给他们剃头、洗澡，给他们提供着食物，并给他们穿上了新的兰丁呢布的外衣。许多这样的小孩后来穿过街道，去等着船只将他们送到西部去。
在蒋委员长的命令下，工厂都被拆光，被火车或船只运送到了后方；而蒋夫人组织起了数千的工厂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撤退到后方。利用这些工人，路易•艾黎，那位新西兰人，与中国工程师一起，开始建立工业合作社。
空袭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恐怖，对我来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每天以及每个月色明亮的夜晚，我们就会听到那恐怖的警报声。然后整个城市就会响起几千人脚步的踏步声，匆忙地赶往城市里的两个租界区。外国银行、旅馆、交易大厦封闭了大门，拒绝接收中国人，以免弄脏他们的地板或偷窃他们的财物。两三个被外国公司用来作避难所的大仓库很快就被塞满了。其他的几千名中国大人和小孩或躺在水泥墙的旁边或躺在河堤上。我住在法租界一家小的外国旅馆里。旅馆有着厚厚的墙壁以及一个封闭的花园；但是主人锁上了那扇钢铁大门，对那些手里抱着小孩的中国母亲的哀求声装聋作哑。甚至是那位专为女主人服务的人力车夫也不准入内。他手里抱着他的小孩，身边跟着他的妻子，只能可怜兮兮蹲在他的人力车下面。
我经常在空袭时被堵在中国的城市里，我很快会跑回外国租界。在寻找避难所时，我会直接到某家外国银行的大门前敲门。里面的人会为我打开大门，但是对中国人则不会。
在每一次空袭过后，城市里都会躺满了受害者杂乱的尸体；有几次我在一家中国铁路医院工作，那里有几百人躺在地板上，留着血等死。人们就在我们的手上死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冷酷，只找那些受轻伤的士兵和工人进行治疗，因为他们能够更快地恢复，返回前线去战斗。
在这座命中注定的城市的街道上，长队的脸色沉重的士兵们在街道上行进着。他们正向东南的山区进发，在那边的每一座城镇和乡村都已经成为了断壁残垣，而山头散满了未掩埋的尸体。每天，岸边都泊满了船只，甲板上的伤兵们躺在他们自己的鲜血和粪便里——没有任何人照看他们。一队队的伤兵们缓慢而痛苦地在大街上走着，寻找着那些指定的医院。他们会两个或一群一群地走着，然后在人行道上坐着或躺下休息，直到能够再向前行走。电影院出来的人流会经过他们，有些几乎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一天又一天地，我看着剧院出来的人群，其中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