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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追求
我的年青，加上我与Viren在德国生活的种种无休止的困难，让我到了近乎疯狂的边缘。我两次离开他，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去进行休养与康复，同时计划重新开始我中断了的印度之行。伦敦的朋友试图帮我拿到通行证，但是却失败了。因为我曾经与印度流亡者有联系而在美国被捕，因为我在印度传媒上的文章，也因为我与Virendranath的关系。我的希望破灭了，而我病倒在床上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整天都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不能动不能说，只想被人们遗忘。德国最好的精神病专家也无法治愈我。我宁愿去死也不愿发疯，而对于疯狂可能性的恐惧，萦绕在我的每一个梦中。一次我曾经想自杀，结果却只是伤害了我自己。
当所有其它的方法都试遍了以后，我被介绍给一个女精神病专家，一位弗洛伊德以前的助手。作为柏林法庭的精神病医生，她也与柏林大学有着联系。我的精神分析开始了，从此痛苦也持续了两年。在这段无休止的受苦期间，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一幅画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伸出手，手掌心捧着一个小中国花瓶，眼睛凝视着，注视着它的美丽。一条裂缝慢慢地从花瓶旁边生长，花瓶破了，碎片随之离开了我伸出的手掌。这看起来就像是我生活的象征。当我逐渐好转以后，这幅画面很少再回来，但是却像一个在海面上空始终盘旋着的威胁。
当我恢复健康的以后，我开始到大学教英语，并重新开始研究印度历史。我成为了柏林大学英语教研组的教师，偶尔地，会在有关印度的研讨会上演讲。当计划上演一场英语戏剧时，我负责指导演员，由此开始接触了戏剧的世界。我在此所结识的一个朋友就是Tilla Durieux，她经常涉猎心理学研究。她是最奇怪的德国女演员之一，却相当有学识，拥有一个在她的同行中最好的图书馆。某种程度上，她成为了我在文学、建筑学、音乐、戏剧方面的老师。我们一起在奥地利度过了一个夏天，参加了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节，然后走遍奥地利和德国南部去游览历史名城和古老的大教堂。
作为对于日益高涨的共产主义的反击，希特勒的运动在德国也逐渐升级，但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不过是又一个将很快衰亡的狂热风潮。因为我要谋生，同时要与疾病作斗争——太多的负担让我无法近距离去研究它。一次，Virendranath来巴伐利亚劝我回到他的身边，我们开始一起返回柏林。半路上我们在慕尼黑短暂停留，去观看Wagner的《戒指》。一天傍晚，很偶然地，我们跟在一群人的后面，随后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希特勒正在演讲的大厅。这个事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唯一能回想起来的就是希特勒唾沫横飞的狂吼。
当我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我决心开始承担另一个压力：上大学，去读博士。我并没有学术资格，但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法律规定，无论男女，只要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认可，就可以让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我在德国的权威历史杂志上已经发表了两篇有关印度历史的作品；其中一篇是在《地缘政治学杂志》，Karl Haushofer教授所主持的地缘政治学研究所的官方报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名军官，在日俄战争爆发时在日本担任军事观察员。随后他创办了这个研究所。因为他发表了我的论文，我特地跑到他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家中，寻求他的担保，让我能够进入大学。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Haushofer正是制造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员之一。他的研究所甚至是隐藏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军官团队。正是他与他的军官团队，赋予了希特勒如此煽动性的思想如“血缘和土壤”；而且，虽然他的妻子有犹太血统，Haushofer很可能是极力促成《我的奋斗》一书写成的人物之一。
Haushofer为什么赞助我，一个女人，我实在不知道，虽然他与他的阶级一直宣讲女人的劣等。也许是因为我与亚洲的关联。在我论文的序言里，我曾经断言那个统治印度的国家是欧洲的主宰。Haushofer显然想与亚洲人保持接触，但是当他一次邀请Virendranath和我到他家，他的举止言行里没一点热情或友好的表示。他举止僵化——是一位沉静，多疑的男人。
我被允许去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后，我认识到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我缺乏科学和数学基础，在研讨会上，我根本跟不上那些比我大三、四十岁的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中等学校里的教师，回到大学来拿他们最后的学位。而我必须一边上学，一边维持生计，没有时间去学习语言。
在简短的挣扎过后，我放弃了我长久以来充满着希望的计划。
我在大学英语研讨会所教班级的教室里，像极了某些远距离辨别声音的仪器。在这里，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纳粹分子充满激情地捍卫着他们的思想。几乎每个教室都至少存在一个或多个学生团体，学生的脸颊上留着决斗的伤疤，公开地攻击共和国，工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一个团体的学生曾经向全班宣布，共和国的堕落甚至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人被迫在一位剪着短头发、抽雪茄的外国女人指导下学习。
在这段时期，我参与了一群由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医生组成的团队，试图在柏林建立全国第一家生育控制诊所。Margaret Sanger资助我们成立首个研究所，不久以后政府接管了这家诊所，并在多个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他们继续这项工作，直到纳粹上台，此后所有的女人被命令滚回了卧室。一次，一位德国女共产党医生和我以及她那在卫生部工作的丈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医生——产生了争论，因为他断言，如果男人可以被征服兵役，那么女人就可以被征去生育。他的观点与我的那些纳粹学生的观点毫无二致，他们曾经因为我的班里曾经讨论过生育控制的问题而大感不满，向主管大学英语研究会的委员发了一封抱怨信。
战败的苦涩果实，时刻都被德国人民品尝着，滋养着他们对于征服者的仇恨。一月又一月地，我都能看到慢慢饿死的民众，而且看着参加葬礼的人群进出着我所住街道的教堂。1923年的一天，我看到一个法国占领的鲁尔区的制鞋匠，在我们家附近的街道上饿死了。他的手臂里还抱着一个脏兮兮的，浑身衣服破烂的婴儿。一群妇女围了过来，每个人都为他做了些事，而我则照看着那个婴儿，直到市政福利署来将他带走。
在街道拐角的杂货店，我经常看到憔悴的工人花光了他们的周薪，几十亿的纸币，来换回两条面包，一些土豆，以及人造奶油。肉和水果都是奢侈品。这里没有糖，只有糖精，而即便是糖精他们也买不起。每个家庭都寻找外国寄宿生以获得外汇，而那些正派的外国人都觉得很羞愧。在此期间，我遇到了美国的银行家与工业家，其中一个是通用汽车的代表。他们都认为德国的贫乏与无助对于外国投资人来说都是金矿；他们可以博得高额的利润。我不知道他们因反对革命而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政治保证，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提了很多要求。纳粹后来正是依靠他们的帮助以及给予了他们相当的承诺后才得以上台。
纳粹运动开始高涨，喧闹地宣传着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那偷来的社会思想，并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绝望情绪及凡尔赛条约。利用他们那神秘来源的资金，他们挑战着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权力开始了一次巨大的交易。但是由于他们实力依然较弱，他们复兴了中世纪的一个暗杀团体，Femernord(冲锋队？)。这个团体的成员晚上四处出击，谋杀商会领袖，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犹太人，以及那些维护共和国的正直的教授。从外国银行家那里，我听不到对这些暴行的抗议；他们只谈论到“共产主义的暴行”。
尽管他们说话很暴躁，德国人依然是一个有序的、纪律化的民族。事实上，太过于纪律化了。一位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曾经说过，德国工人只有在国会通过法律给予他们许可后才会反抗。一次，当骑警冲向在柏林的卢斯特花园示威的工人时，四处逃散的人们甚至不敢践踏路边的草地。
作为德国妇女的奴隶性的证明，我回想起Viren和我一起时，所租房的房东太太。她为了自己、丈夫和儿子而挣钱度日，但是她的丈夫经常殴打她。一次，她丈夫把她打的如此厉害，以致于差点死掉。Viren和我向警察局报案，但是被告知警察无权干涉家庭事务，除非那位妻子被打死；如果那样，他们可以控告那位丈夫谋杀。
正是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德国国民的惯性，使得国门半开，让纳粹分子得以有机可乘。这种态度在心中的安全感被摧毁时发展得更快；它在饥饿、绝望、政治虐待中发芽，一直到很多人都让自己的思想休眠，听从任何承诺给他们食物、保护、短暂和平的那些人。当然，伴随着食物、保护、与短暂和平，纳粹分子取得了灌输民众思想的权力。当德国民众接受了这点，他们就放弃了人区别于动物的一样东西——自我思考的责任。当我几年后重访德国，我听到人们在骄傲地说：
“希特勒替我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