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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先锋
一次又一次地，我会雇人力车装满伤兵，然后将他们送到军队卫生部的军医官的办公室。当我向那位老军医官抗议时，他举起他的双手，然后回答：
“我无能为力。我只能接受上司的命令；我做不了任何事情！我希望蒋委员长马上将我提交军事法庭然后枪毙我！现在，我所收到的只是拳打脚踢。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踢我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日本人！”
我开始尝试劝说外国医疗自愿者来中国与中国人同工同酬地一道工作。当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和我向美国人为八路军请求援助外科医生。在我离开西北前线前，朱德和我写信给印度国民大会，请求派合格医生来中国，为所有中国军队工作。
一支三人的医疗小组从美国过来了，包括著名的加拿大人，诺曼•白求恩。我们不得不让其中一位离开中国，因为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在多次阻扰之后，白求恩大夫与一位教会自愿者一起，去了五台山。在1939年12月，正当他准备返回美国时，白求恩大夫死于败血症。
在汉口陷落前的夏末，第一支来自于印度的五人外科小组，其成员都是印度国民大会的成员，到达了汉口并加入了红十字医疗小组。他们曾经被英国总领事要求加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总领事解释说，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及使用教会医院里的精良装备。作为另一个诱人的条件，他还告诉他们，因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已经与日本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其成员被日本人捕获时，他们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对待——被杀死。对于这些意见，印度医疗队的带头人阿塔尔（Atal）医生回答：“所有你所说的话，证明了我们必须与中国人呆在一起。”
在汉口的军事医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戴着礼帽的印度医生与医疗小队的成员一起撤退到了中国的西部。在重庆，他们会见并与蒋委员长、蒋夫人及其它领袖们交谈，然后出发到了八路军队伍里；其中的两人至今仍然在华北的游击队里，主管着医疗工作。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援助中国医疗小组的发起人。当他在印度国民大会首次成立援助中国医疗委员会时，几百名男女医生以及护士报名作为自愿者。国民大会仅仅能资助一个五人团体作为始发团。国民大会已经发起了“中国日”，并号召整个印度抵制日货。
由于我主管着这支印度医疗小组，并让印度国民大会保持对战争进程的掌握，从而了解中国的需求，我因此能看到印度医生们与其它外国医生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他们政治性很强，正如他们所受到的科学训练一样；而他们来的目的不仅仅是服务中国的伤兵，也是来学习一种战争技巧，以便有朝一日他们不得不在印度使用。他们不仅仅是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是带着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反法西斯者。他们怀疑英国人的任何行动，并不断地警告中国人英国人可能在任何时刻出卖他们。
印度人与其他外国医生的唯一相同之处是对于战地医院的医疗条件的恐怖。他们是在印度医疗机构里受训的，在那他们的任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且作为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于舒适、仆人、以及医院助理。他们很快意识到必须接受中国简陋条件的现状，虽然其后两年，年长者返回了印度，他们却将年轻人留下来，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