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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末日
在汉口日日夜夜的每个小时，死亡和贫困都包围着我们——因恶心的疾病而死亡和横七竖八的尸体；物资如此匮乏，以至于生活本身就成为了疾病的某种形式。在这座充满着痛苦的死亡城市的之外，军队中伟大的英雄主义——被那些身居高位的卖国者所离间。在上海，英国大使一次告诉我，他曾经告诫日本人只有那些中国的下层人士才会帮他们建立傀儡的“中央政府”.日本人冷冷地回答他们正在与中国政府的高官进行谈判——并提到了汪精卫的名字。
在这一个生与死的混乱之外，一种我所知最不平凡的友谊开始诞生了。我们这群自诩为中国朋友的外国记者的小团体与那些有着类似思想的领事和武官，以及一些中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搜刮彼此的心智，来寻求全人类的最佳生存之道。我们古老的价值观似乎都消失了，而且我们丧失了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因为没人知道是否还会有明天。我们就象一群在暴风雨中飘摇的船上的乘客一样，在最后关头发现了自己的人性，并最终团结在一起，带着“超过所有悟性所能领会的（passeth all understsanding）”爱。在战争空气异常紧张的时刻，诗、歌曲、智慧不断在我们中间涌现，一股有着魔力般的炽热化的赤诚在我们的友谊中熠熠生光。
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停地离开或是从各个前线归来，而且每一次重聚都成为了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都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白天和黑夜对于我们来说成为了一体。经常，在度过一次空袭或是看到伤兵们无休止的队伍紧绷着脸在市中心走过后，我会经受到难以承受的思绪乱飞的折磨；为此，我通常会在任何时刻去寻找这些朋友们的安慰。我们会两三个地站在另一位朋友的黑暗的窗下，然后拍着手。一个睡意朦胧的脑袋会伸出来问：“怎么了？”而我们会回答：“聊一会。下来吧。”我们的朋友会在身上批一件浴衣，然后下来在一个花园坐下来，谈论着那些不吉祥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外国夫人和小孩，以及中国官员们和富人们的妻子和小孩都已经从汉口撤离。偶尔，一位打扮入时戴着帽子的美国女人会来写有关妇女的专栏文章。美国妇女依然没能领先于时代是令人惊讶的。少数严肃的外国作家飞来飞去地为写作而收集信息：从英国来的Edgar A•Mower以及Vernon Bartlett，东南亚来的John以及Frances Gunther，以及从菲律宾来的埃德加 斯诺。一位从前为西班牙人服务的英国女士到来了，却非常愤怒，因为在机场居然没有欢迎她的人群。她坚持必须为她提供紧急航班，以防她随时要离开汉口；因为，她向我解释，她太重要了，不能死在中国。与此同时，就如同以前或是今后一样，许多新闻界海盗带着相机来到汉口，将中国的战争作为他们个人成功的一个机会。他们精力充沛，却丧失人伦，就像那些美国的钢铁或是石油富豪一样，靠卖给日本人战争资源来发财。
在汉口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成群结队。众所周知，德国记者不仅与盖世太保有联系，而且与日本人交换着信息。新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甚至懒得到汉口或重庆来，却和日本人以及他们在沿海、日本、以及“满洲国”的傀儡政府呆在一起。法国人是一个独特的人种，虚弱而堕落，爱讽刺人；而他们腐败而残酷的印度支那殖民机构在远东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话柄。我所知道的英国统治阶层的一位完美代表是一艘巡洋舰上的指挥官。他经常画那些自以为荣的粗劣的水彩画——谈论着性，而且经常将自己浸在酒缸里。他曾经将他顺风顺水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从他的天鹅绒外衣以及金黄的卷发开始一直到昂贵的公众学校，直到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海军指挥官的职位。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奋斗，甚至是没有一丝奋斗的想法。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但是他坚持他已经发现了生活的乐趣。当日本人占领了一座中国重要的城市，他没有抵抗，而是用他最古老的校友之间的礼节，微笑着将英国舰队交给了日本人。
汉口的外国人劝说许多中国人以及少数外国人出钱为英租界建立大门，以“抵抗日本人”！就在英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不久，我听到Stennes上尉，一位前纳粹分子以及蒋委员长的侍卫长，宣称：“大英帝国没落了！”
教会有他们固有的圈子。虽然路德教会的旅馆驻扎着许多外国记者和红十字工人，却拒绝租给我一间房间——说我是一个堕落的人——因为他们的医疗和救济工作，我经常与他们亲密地进行接触。年轻的传教士是进步的，并对此严重不满，有些人经常与那些年长者发生冲突。这些年轻人并不把中国简单地看作“待转化的异教徒的土地”，但是对中国充满了同情。我相信我从来没有碰到比在外国教会里更多的阴险的反动人物或顽固派，无论是在哪里还是在何种行业。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蒋委员长和蒋夫人，不为别的原因，只为了通过他们基督教能传遍整个中国。想到中国的每个村庄都有所教堂，为每个外国人和中国牧师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工作，却不允许那些无神论者保持些须的精神独立！我听着那些认真思考的外国新闻记者称一位邪恶而野心勃勃的传教士“中国拉斯浦丁（注：Rasputin。）之父”。
中国和外国基督教徒对于赛珍珠的态度令人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她的出名不仅是因为她写的有关中国的书，而且是因为她离开了她的教堂，与丈夫离婚，然后再婚了。像许多政治团体攻击背叛者一样，因此传教士们非常看不起赛珍珠。他们暗示她会腐化堕落，而当她看起来显然不会如此时，他们显得非常狼狈不堪。
许多中国人不喜欢赛珍珠的书，因为她不总是让她的主人公衣冠楚楚。一位曾经宣称是我的朋友的中国上校说赛珍珠“完了”，因为她写了一篇有关八路军的文章，并声称他们是“中国民主的曙光”。她从此就远离中国了，他宣称，被彻底驱逐。胡说八道！这就是怀恨在心的人对于赛珍珠的谣言。
就像月光让黑夜变成白天，让日本人得以轰炸那些熟睡中的人民；像汪精卫与前进的敌人达成妥协一样；扬子江也开始背叛这片它诞生的土地。巨大的洪流越涨越高，敌人的战船炸开一条血路直逼汉口，为他们的陆军准备着登陆点。
在9月末，国家军事委员会签发了命令，从汉口撤退。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我和林博士以及一位红十字女医生等共五人在Lira医生的长沙小屋住了下来。在汉口沦陷之后，马上长沙就面临着战争。
当最后一辆中国汽车离开了汉口，中国军队开始炸毁通往长沙的公路和桥梁。当最后一支中国军事团体撤离时，他们炸毁了所有老的日本租界内的建筑。整座城市呼啸着和颤抖着。中国人也计划炸毁城市里其它地方的日本人的建筑，但是外国人走了出来，将导火线切断了，决心保护他们的财产直到最后一刻。毕竟，中国不是他们的祖国。
每晚我们离开我们的红十字长沙总部，按时回家来听取来自于香港的最新消息。当广东毫无抵抗地在10月中落入敌手时，对中国人来说像是喝下了一杯苦涩的胆汁。在10月25日的晚上，我们调着收音机的频道，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汉口今天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战船停泊在河内。意大利总领事在岸边等候，当第一批海军官员上岸时，他与他们握手并祝贺他们的胜利。当日本军队开进这座城市时，白俄和一些跳舞的姑娘在卸货码头向他们分发巧克力糖。日本士兵开始聚集一群群的中国人，将他们驱赶到河岸边，在那里将他们推下河，并对那些反抗者开枪射击……”
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最后消失了。林博士关上了收音机，他的背朝着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卢致德博士就象石头一样站在开着的窗户前，盯着那漆黑的夜晚。在我的两边，两位女医生，Jean Chiang和Eva Ho Tung，眼睛紧盯着收音机。屋子里出现了一个长久的沉寂，我甚至能听到钟表的走动声。
“现在怎么办？”Eva Ho Tung痛苦地问。
慢慢地Lira医生站了起来，却没有转身，回答说：“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的军队并没有跨。”
寂静重新笼罩了我们。从那个夜色中，我感到了某种迫近的威胁，但是就在我开口之前，长长的空袭警报的哀号声响了起来，让我感觉到想呕吐。灯光熄灭了，我们在黑暗中听到了整座城市苏醒的声音，以及汽车和轿车冲向乡下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都冲到了阳台上，将我们的手放到栏杆上，脸转向那个令人心悸的威胁到来的方向。
我们听到了飞机的盘旋声，好像在搜寻着什么。
“他们找不到任何东西的。”Lira医生低声说。
时不时地，他们飞来又飞去。我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躺着交谈直到黎明，然后起来又去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