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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继续进行
新四军的救护车载着包括我在内的八个人，突然在路上停了下来。我们跳了出来，逃到了山上；而当我们正在逃跑时，东方发白的天空上那个嗡嗡叫的斑点逐渐变成了一只呼啸着的怪物。日本飞行员有意飞得很低，似乎在嘲笑我们，在嘲笑着我们的无能。
多少次以来，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神和美国的贪婪面前卧倒在中国的沟渠里！无数次的空袭让我越来越脆弱。每一次警报死神似的哀号声，每一次从山上传来的铜锣的敲击声，敲钟的声音，或是军号断断续续的警告声，都让我的心里不断地收紧。
飞机又来了。但是这次他们是飞向长沙。今天是1938年10月29日，而我正沿着扬子江向敌后进发。在广东和汉口陷落了以后，蒋介石委员长号召全体中国人在敌后以任何方式与敌人战斗。日本人的战线如今拉得又细又长，只保持着主要路线的联系，而在他们的侧翼以及后方，仍然有大片的国土是中国人掌握着。
我已经劝说林博士送医疗工作者以及医疗供给到敌后，但是他回答我们对于敌后的条件一无所知，不知道医疗小组能否在那发挥作用以及是否能保持供给的顺畅。我因此被安排做一次调查之旅，将我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工作和红十字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为他们做出我的报告。
我们向东所走的公路正处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带。穿着黄色军装的士兵一师师地向南昌飞速前进，而一群群战场撤下的伤兵沿着扬子江的南岸涌了出来。武装的哨兵守卫着通向每个城镇和村庄的路口。第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在一所极其简陋的路边小客栈里休息了。在被蚊子和虱子搅得一夜无眠之后，我在黎明起来，走到了外边，发现了三十名伤兵坐着或是躺在路边。他们刚刚从扬子江畔的无人区走出来——一个沿着扬子江两岸延伸大约50-100公里的狭长地带。在那里，中国军队正在摧毁一切可能被日本人机械化部队利用的公路和通道。中国人依然在那战斗，但是这些伤兵们却不会活过两个星期。
这三十名伤兵都非常憔悴和虚弱，他们的伤口感染了，军服破烂而且因为几个月的日晒雨淋都已经褪色了。有些人打着赤脚，而他们的手臂、腿、脚板上绑着满是鲜血、肮脏的绷带，看起来已经好多天没有更换过了。因为他们没有进过医院，他们也就无法得到十块钱的额外补助；而且仅仅少数人有钱买得起烤栗子。那些能四处行走的人为他们的同志们端来了开水。
我从救护车上取出了一些消毒绷带和一箱药品。救护车和汽车上都装满了我为新四军收集的一些医疗用品。新四军是扬子江下游地带最主要的游击队。在红十字和民众的捐献之外，我又补充了一捆毛巾，一箱绷带以及拿出我自己的钱添加的一盒盒香皂和奎宁。在我的秘书的帮助下，我建立起了一个路边救护站，开始照料起那三十名伤兵来。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的引擎坏掉了，我们在一间小泥土房附近停了下来，司机开始修理它。像通常一样，当地的人聚集了过来，要着奎宁。疟疾是神对每个人的惩罚。一位老人走出来，看着我们救护车上的红十字标识以及上面的题字：“华人洗衣工会，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美国”。
“我女儿病得很重，”那位老人谦逊地说。“你能给我些药吗？”
我拿起了我的急救箱，走进了那间小屋。屋里有两间黑而小的房间；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门外。每间房间里各有一张架在架台上的木板床，其中一间还有一张粗糙的没有油漆的桌子以及长凳。在房间的一角，有个小小的土灶，上面放着三四个煮饭的器具。少数简陋的农用工具靠着土墙放着。
在内屋里，躺着一名女孩，身上铺满了破烂的被子。在我取出了奎宁并教会女孩的母亲如何使用以后，那对老夫妇取出一些花生和茶碗放在了我和我的秘书面前。
在那位老婆婆的头上，扎着一圈象帽子一样的蜡染棉布，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多彩的编织凉鞋。江西的农民和四川、云南的一样，即便是在最可怕的贫穷中，也保持着自己的手工艺。我回忆起了八路军士兵们所编织的漂亮凉鞋，并开始怀疑是否这个家庭的儿子就在那支部队里。
从开着的门看出去，我能看到一座座山顶上的小堡垒，守卫着通往大城镇的公路两旁。这些都是十年内战和镇压革命的纪念品。这些堡垒是被德国将军Street在他还是中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时候设计的。它们对于日本完全无用，但是却可以对付那些装备落后的中国人。
最后我问了这对老夫妻他们儿子的情况。
“四个。两个参军了，”那位老人挥手指向扬子江的方向。
“另两个呢？”我问他们。
“我们不知道。”老人在停顿了一下回答说。
我喝着滚烫的开水，想着这个家庭的事情，献出了他们所有的儿子……。当穷人们的儿子拯救了中国时，富人们也会回来了，我想。
南昌城象一张绷紧了铉的弓正等着敌人的进攻。广东军队仍然坚守在西北的德安，在那儿他们已经战斗了几个月。每晚，满载沉重军火的汽车呻吟着向前线驶去，而一队队的担架队则开始带回伤兵。南昌的九个医疗站每周接收了四千名伤员。重伤员都被挑选出来，送到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
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发现整座城市装扮得灯火辉煌，一队队唱着歌的士兵，踏着响亮而整齐的步伐，枪支发出了叮当的声音。整个城市正在庆祝蒋委员长的生日，他刚刚过来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但是由于日本特务的触角遍及任何角落，我们也正好及时赶上了又一轮破坏性的轰炸。在这两天两夜里，我们呆在南昌，整座城市在炸弹中颤抖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幸免于难。每次我们出来时，都能在周围的庭院和避难所脆弱的地道口周围拾到大片的炸弹碎片。
明天史沫特莱开始进入游击区。在她进入游击区之前，我先发一篇有关新四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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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黄桥决战及皖南事变
现在天涯社区里，有一部分人士，对于新四军的评价是“不抗日，专打友军”，借此来说明皖南事变的
合理与合法。说新四军“不抗日”，在我所翻译的《中国的战歌》里，会通过史沫特莱的亲身经历来说
明是否是真相。而所谓的“专打友军”，说的就是新四军的“黄桥决战”了。
很多持这些观点的人士，说起“皖南事变”，都说是因为惩罚“新四军”的黄桥决战。然而，搞笑的是，
黄桥决战本身就是国军韩德勤部主动进攻新四军，结果反被新四军给击溃了，损失惨重。因此说，因为
黄桥决战来惩罚新四军本身就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于是又有些历史知识“深厚”的人，又往前考证，
说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攻打友军何克谦部，抢占友军地盘。并因此大势宣扬，说新四军“不打
日本鬼子，专抢友军地盘，专打友军”。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新四军又为什么要去打何克谦部？难道真的是如同某些人所说，是去为了“抢占
地盘，发展自己”吗？对于这个问题，某些人讳莫如深，只是简单地说什么“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些双
方‘摩擦’的烂帐”一语避之。
而我，却对新四军为什么要去打何克谦非常感兴趣，也对于新四军与国军之前的所谓“摩擦烂帐”感兴趣。
而有些人明明对于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却刻意隐瞒，我个人觉得，就有些不道德的味道。而明明知道前因
后果，还公然宣称新四军“专打友军”，就有些无耻了。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黄桥决战之所以发生，是新四军“北上”发展方针的结果。然而，新四军为什么要北上，
是否就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为了抢占地盘吗？现在让我们来找找新四军北上发展的原因。
(一)新四军为什么要北上？
1939年，新四军刚刚正式成立一年多，当时新四军所面临的形势是怎样的？“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
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
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
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也是一股威胁力量。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
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也驻在新四
军军部的南面。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也部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
宣城，西至青阳、大通之间地域，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注：引自《新四军征战实录》，作者：
蔡仁照 孙科佳）。这段话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明了一个情况：新四军当时正处于国军和日军的包围圈的中心。
为了跳出这一包围圈，新四军最终才作出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有人说了，你这么说，不是心里有鬼吗？不正是说明新四军把国军也看作潜在的“敌军”吗？坦率地说，
虽然当时国共两党已经达成了合作的协定，然而双方心里却依然对对方有所防备。这是历史事实。然而，新四
军之所以作出向北发展的方针，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新四军成立之时，国军对于参加新四军的游击队员的攻击暂时就不提了。我们从新四军成立之后开始说起。
新四军于1938年初集结以后，对于国军的作战还是多有配合的。然而，国军对于新四军又是如何呢？让我们来
看看黄桥决战之前的一些事件吧：
1 1939年4月30日，发生博山血案；
2 1939年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
3 1939年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
4 1939年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
5 1939年1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
其中确山血案是针对新四军的伤员和军属的大屠杀，共有200多名新四军的伤病员及新四军军属被杀害。这
些事件，就是某些人嘴里的“摩擦烂帐”！这些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切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新四军的境况吧。前面是实力强大的日军，身后及左右是实力比自己强的面和心
不和的“友军”。处于这种包围圈之下，任何人心里都会有点防备之心，更何况，当时友军已经在开始向自己开
枪了！为此，新四军不得不考虑跳出这一包围圈了。综合衡量之后，采取了北上发展，跳到敌后地区发展的方针
。而黄桥决战就是新四军北上发展的序幕。
然而，有人又要问了，北上发展，新四军为什么要攻打何克谦？
（二）新四军为什么选择了何克谦
新四军向北发展，就必须先找到落脚之处，建立根据地。陈毅等人所选择的对象就是黄桥的何克谦部。为什么
要攻打何克谦部？这也是某些人不愿深究的地方。
让我们先来看看何克谦同志的事迹吧。前面引用《新四军征战实录》的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苏北敌后，国
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这
是有事实依据的。
何克谦“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可是不分国共的。
季恺，字寿慈，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初三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如皋县夏堡人。青年时代在北京平民大
学攻读法律，曾亲聆李大钊教诲。民国15年(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参加国民党。后南归，在如皋发展国民
党组织，迎接北伐军。民国16年任国民党如皋县特别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商部长。日军侵占如皋时，他组成如皋抗日
自卫队第2 大队，并邀共产党人辅助。不久，被国民党南通常备第1 团何克谦缴械。
祝惟干（1903-1982），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旺稼村人。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无锡、靖江任教师，后
任国民党靖江县政府督学及八区区长。1937年任上海青浦县金泽区区长。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回靖江，自筹枪支，组
建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及地方匪霸进行斗争。1938年1月，祝惟干组织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抗日自卫队。这支队
伍共有100名队员，活跃于沿江的10多个乡，使得土匪、流氓和帮会不再像从前那样胡作非为，大为收敛。这支队伍
也于1938年5月被何克谦部包围缴械。
陈玉生，泰兴县陈家庄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为谋生，30年代初到上海做工。1938年2月16日，在泰兴县常周乡
龙王殿张之仙家的大院里，陈玉生宣布成立“抗日救亡大队”，并自荐任大队长。陈玉生即通过商借的方法，先后
向泰兴的鹅湖、洋港、八井等近10个乡借得长、短枪100余支。抗日救亡大队成立以后，附近的年轻人慕名而至，几
天时间，部队发展到200余人。1938年3月初，国民党南通专署保安司令袁国宝与何克谦联手，将这支抗日队伍诱骗
至南通缴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将陈玉生队伍缴械的第二天，正好日本人入侵南通，缴械的人不战而逃，陈玉
生得以重新组织起队伍。然而，当陈玉生1938年7月进攻日军，后撤到黄桥进行休整之时，再一次受到何克谦的围攻。
何克谦部以前的常驻地是南通，因此而得以在黄桥立足。
正是由于何克谦“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引起了公愤，陈毅等人才决定对何克谦部下手。由此引发了
1940年10月上旬的黄桥决战，新四军陈粟等人，经六千余人，打败国民党数万的韩德勤部，占领了黄桥地区。
有人说了，新四军占领了黄桥，可是三个月后的1941年1月，却又被日本人出动日伪3000人攻占了黄桥，根本就没
能守住。可是再想想，1941年1月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没有做多少准备,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北移。1月6日，当部队
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
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
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也就是说，在1941年1月，新四军在江北受到日本人攻击，江南的总部却受到自己的“友军”的攻击，双面夹击的情
况下，想守住黄桥真的是很困难。而两面同时受到“友军”与强敌攻击的形势，更加是让人生疑。
（三） 综述
皖南事变的事变的根源，是国共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防备的结果。这种双方互不信任的根源，就是十年前的内战。
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黄桥决战——然而黄桥决战之所以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用“新四军抢占‘友军’地盘”所能概括
的。
一方面，国军实力强大，加上之前的敌对历史，因此对于新四军的态度是尽量能“溶共”，如果不能，则将他们赶向
前线，与日本人拼消耗；而新四军的方面，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还要抗日，最后还要面对来自于自己友军的威
胁，可是说是夹缝中求生存。
1939年这种情况达到了最高潮。国军先后多次袭击新四军，于1939年制造了确山惨案等等多次摩擦事件。并与日本人
“一起”，组成了对于新四军主力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新四军作出了向北发展的策略。派出陈毅等人跳到江北发展，
并消灭了当时激起民愤的何克谦部，占领了黄桥。
而何克谦所属的韩德勤部为此决心报复。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纠集了26个团共三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黄桥，结果招
致惨败。
国民党内部及高层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心里却因此非常痛恨。由此坚决要求新四军北上。但是由于新四军内部及共产党
高层彼此之间的认识不同，最后没能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在限期内过江。最终国军表面上是以“违抗军令”为由，实际上是
因为黄桥决战而报复，于1941年1月顺势剿灭了新四军总部。
这就是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