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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
这所基地医院位于小河口村，也是整支军队的供给中心。新四军的某些战斗小组在扬子江下游活动，距离这里有两三个星期的行军路程。医院病房和医院成员的生活区在一座古老而巨大的石头寺庙里。寺庙外部被涂成了泥土色，内部被粉刷成白色，泥土或石头地板上都洒着石灰。木匠和铁匠为病房、实验室、配药室、手术室铸造和搭建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设备。他们建造了木头盒子，每个盒子可以携带三十磅的医疗供品；一个人可以挑两个，扁担的两边各挂一个。军队车队在后方公路上收集了空的油桶，而利用这些铁匠制造了各种装备，包括药膏管。为了装那些不能在金属容器里放置的药品，木匠们甚至用竹筒来制作药瓶。
这支军队还拥有了中国军队里唯一的一台X-光机、唯一的显微镜和高压消毒器、唯一的实验室——包括两位熟练的技术师。因为缺乏设备，医生们设计了一个恒温箱和制药丸机，然后在军队的制造车间浇铸了出来。这里也拥有第一座除虱站和澡堂。
在这里，我发现了一所医学图书馆，里面有英文、德文、日文、中文的参考书，以及捐助的中文、英文、美国医疗杂志的副本。医院的医生知道最新的医学发现，知道维生素和磺胺剂，并且贪婪地阅读着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医生们的经历，这些都发表在《大不列颠医学杂志》上。医生们也撰写出版各种口袋小册子，把它们送给前线的卫生工作者。
新四军与八路军一样，将自己有机地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将自己的医疗设施免费向平民开放。到1938年12月，两所后方基地医院已经为35，000位民众进行了治疗。在扬子江下游的战争地带，没有其它的公众医院了。新四军的基地医院的供给都是被中国的各类组织、红十字团体、以及个人捐献的。
新四军的政治部门分散于部队的各个部分以及抗日民众团体，并建立起了一种革命的教育体制。这个工作也延伸到了军队医院：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不会把自己的伤员送到国防部的军队医疗管理部门的医院里。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军队人力的分散以及希望能继续他们的革命教育。
正是这种体制以及这支队伍所依赖的马克思政治理论给他们带来的各类指责，而且，在几年后，甚至又一次将整个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那些有关这支队伍不开明的指责是不真实的；他们英勇地抵抗着日本侵略者，但是拒绝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
我个人非常渴望地看到中国人的团结，而且我对于某些共产党员的自大与傲慢也非常反感；然而，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或是兄弟，我不希望他呆在大多数的国民党军队里。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新四军医院充满了活力。每天，政治委员朗读最新的战争新闻或是有趣的文章。剧团上演戏剧；平民包括象我一样的外来人员，发放礼物，做演说，或是唱歌。
在床头，悬挂着一系列的卡片，每张卡片上有五个字。不识字的人可以每天学会五个字。有文化的人都被提供了书籍和报纸。政治委员或他的助手经常坐在那些不识字的人床边，记下任何他们想发表到墙报上的话——他们的闪光经历，批评，想法，或是几行诗歌，或是几句歌曲。
在后方基地医院里，我发现一名九岁的小男孩整天躺在床上，用被子盖着头。当他看到一张外国脸庞的时候，他开始哭起来，浑身发抖。一位护士弯下腰安慰他：“她不是日本人，是美国人，我们的朋友。”
两个月以前，日本士兵劫掠了这个男孩的家乡，杀死了他的父亲和哥哥，奸杀了他的母亲。他尖叫着，抵抗着，直到一个日本人将他打昏。他的一条腿不得不被截肢。
在后来的一次对于这所医院的访问中，我又看到了这个男孩。他已经被医院收养，每天上半天课；剩余的时间他做拖把，外科纱布，和绷带。另外三个小孩，也是战争孤儿，做着同样的事情。这是部队里“小鬼”的来源之一，人们通常这样笑称他们。他们除了部队以外没有家，而且是部队里未来的“干部”。他们从小就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对他们来说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他们的面前。
在走过医院的走廊时，我经常转过去看那些有趣的脸。一次，我停了下来，被一张钢铁般冷峻的黑脸所吸引。这个人名叫周平，二十三岁，在到前线抗日之前，已经做了五年的红军游击队员。他的三处伤口正处于愈合期，但是冷静地说他将很快就能返回前线了。
六星期之前，他说，他和一小队游击队员一起被派去南京南边的公路上伏击敌人的车队。他和另一个人被派去侦察，而其他人则卧倒埋伏。他看到一辆日本汽车只带了一个护卫兵就开过来了。汽车在缓慢地爬坡，周平从后面跳了上去，杀死了那个护卫兵。当司机向四周看时，他感到一把刺刀抵住了他的脖子。在周的命令下，他继续开；但是当他们靠近伏击圈时，周发现后面还有三辆敌人的汽车跟了上来。当战斗开始时，他用刺刀捅穿了司机，跳到了路边。他的同志们消灭了敌人，从车上拿走了任何可以带走的东西，把其余的东西付之一炬；随后带着周平撤退了。
“日本人的战斗能力怎么样？”我问那些伤员。一场雪崩似的声音扑面而来：
“他们在开阔地带毫无防备时太软弱了！”
“如果他们呆在防御工事后面，有大炮支援，他们就非常勇敢！这正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胆小鬼……”
“没必要说他们是胆小鬼！他们是勇敢的战士；但是我们也是勇敢的战士……”
“我说他们是胆小鬼，特别是在夜晚！甚至是我们在铁桶里放鞭炮，他们也会向黑暗里放一夜的枪……”
“为什么要在铁桶里放鞭炮？”我问。
“让鬼子们浪费他们的子弹！我们这么做直到他们习惯了，然后对我们不加防备。然后我们进攻……现在他们晚上用装甲车巡逻。每辆车上都有一个探照灯扫射着四周。”
“我是在袭击一支敌人驻军时受伤的，”另一张床上的人打断说。“这是一个车站。我们的一些同志挖开了铁路，而我们则袭击那个车站。那儿只有几栋建筑，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一栋房子的楼上。我爬上了屋顶，然后向里看。我看到了十到十五个鬼子，每人都搂着一个没穿衣服的中国姑娘。我们都为那些姑娘感到难过，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向那栋房子开火，并向窗户里扔手榴弹。”
一天晚上，我在医院的俱乐部里向那些康复中的伤员和医护团体做演说。在我演讲过程中，一名士兵向我冲了过来，大叫着：“日本鬼子！”。他差点就抓到了我——一位医生拦住了他。这位战士在受伤后精神失常了，但是已经开始在逐渐恢复健康。在那天晚上听到我的演讲时，听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声音，他冲进了俱乐部。然后情况一下恶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