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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地
在这家医院的河对岸的一座村庄里，有一个军队的运输站，并有一支小部队驻扎在那里。当我准备到那呆上一天时，一次集会举行了，我又一次被当作了活动的百科全书和先知被安排演讲。人们想知道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美国不同政治团体的日常地位，赫斯特媒体集团对于美国公众政治观点的影响，以及胡适博士被任命为新任中国大使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
村子里的许多房子都被装修成工厂车间，有几十人在同时敲敲打打，拉风箱。这座小兵工厂是由上海和汉口来的熟练兵工厂工人主管着。他们在酷热的环境下工作，每天能修复一支步枪或是制造一支新的步枪。
这个地方有着极为保密的氛围；当我问道为什么时，我被告知政府拒绝给这支部队的新成员任何武器。
甚至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以后，我被告知，对于红军主力长征之后所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的战争依然没有停止。当日本人的大炮和飞机飞过中国的上空，叶挺将军，一位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劝说蒋介石委员长允许他将这些红军游击队组织和集中起来，在敌后进行战斗。蒋委员长同意了，共产党也服从了。之所以起了“新四军”的名字是因为在1926-1927年间，叶将军是著名的四路军，“铁军”，中最辉煌的先锋队的指挥官之一，并在北伐战争中从广东到武汉的路上横扫一切敌人。
但是到了1937年末，当红军游击队开始从七个不同的南方省向皖南的集结地集中时，地方军队，中央军，以及地主们都试图挑起冲突。沿路的碉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或警察占领着，战壕沿着游击队行军的路线被挖了出来。游击队被命令不准开火，但是甚至是当他们向日本人进攻时，他们都被自己同胞的炮口锁定着，因此被迫经常在晚上改变他们的行军路线来避免冲突。许多“红军家属”跟着他们。在内战的日子里，当地地主和官员散布谣言说土匪来了。这些事件在游击队员们的心里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有些老游击队散布在不相连的区域里，不得不行军三个月到达集结地点。在两个月之后，15，000名来自于福建、江西、浙江、湖南、湖北、河南、以及皖西的游击队员被集中起来，大部分在皖南，其他人在扬子江北。所有这些人中，13，000被接收为新四军的成员，被分成四个支队。其中一个支队，四支队，留在江北骚扰敌后；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岸，留在南京、芜湖、镇江的附近，日本人在中国心脏地带的“封锁区”。
政府检察官计算了这支新成立军队的枪支，然后分配了相同数目的资金、军火和制服。但是他们再没有给新的武器。当其它红军游击队最后到达了集结地，或是敌后的平民自愿者涌入军队时，也没有增加的资金。军队不得不将原来分配的资金分给更多的人。不像国军，新四军士兵和军官的待遇保持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士兵们每月大约收到1.5美元，而军官们则从2美元到4美元不等（后者是一位团长的薪水）。食物和制服是军队提供的，但是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必须自己买鞋或凉鞋，或是象衬衫、内衣、牙刷、香皂这类的奢侈品。结果，只有少数人有衬衫或是内衣。必须给军官们多一些薪水的说法在整个军队里都议论着。
军队吸收当地平民而迅速扩编成了与政府不断摩擦的根源。对于军队不断地申请更多资金、枪支和军火的需求，政府回答：“如果我们给你们更多的前，你们也不会用来提高你们士兵的生活水平，只会用来扩大军队。”阶级冲突以一个新的形式出现：政府不希望新四军的力量增强，也不希望他们在老百姓中的影响扩大。我确实曾经从多个途径听说政府希望共产党与日本人作战，但是他们的一些领袖更希望共产党会在这次战争中被消灭。
我在皖南的山中所看到的小兵工厂因此而建立起来，为新参军者制造和修复枪支。它的存在是人们口中流传的许多个中国的秘密之一。显然蓝衣社的特务们也知道它。
从我所听到的所有信息来说，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叶挺将军看起来是一位坦率的人，对于他的军队力量的增强毫不隐瞒，当面对着指责时，他声明只有全民动员和全民武装，中国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叶挺将军是早期的孙逸仙博士的追随者，在一段时期的苏联学习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来说，统一战线就是拯救中国，但是当1927年的分裂开始之后，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实行恐怖主义，他成为了反抗国民党军队白色恐怖的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在他参加的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因为不同意此次起义，他退出了共产党，并到海外去学习了。他拒绝帮助国民党并对它的反动政策充满了敌意。当日本人于1931年开始入侵满洲里，他返回了中国，带着重建统一战线的希望。他失败了，因为国民党仍然对共产党开战。叶将军的声音再一次被听到是在日本人开始全面入侵中国的1937年7月。
叶的经历看起来似乎是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当我在新四军组建以后的第八个月到达这里时，人们仍然回避他的名字。一天晚上，医疗主管和一些医生要求与我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这些讨论为那些已经纠缠不清的局面更增添了新的麻烦。叶挺将军，他们说，已经离开了军队并向蒋委员长请求解除他的职务。三名医疗工作者也离开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合格医生和护士也计划离开。
作为一位深信统一战线的领袖，叶将军遭受着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让他主导这支部队，却拒绝给他为面对日益增强的日本人的侵略力量而申请的资金和装备。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却背地里搞阴谋，不让他实际掌控队伍。
一堵猜忌的墙在他和那些新来的医疗工作者的周围竖立了起来。他辞职了，但是委员长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以及在广东组建其它游击队对抗日本人的请求。
新的医疗团体已经推介了一套全新的记录、统计、以及定时作息的制度，但是这是与军队源自于农民阶层的那种古老的马马虎虎的习惯是相对抗的。
新医生们的另一个抱怨是，那些不能做其它事情的人都被送到医院工作，而且那些“小鬼们”，都是仅仅八岁左右的小孩，却被希望当作护士和护理人员来使用。除此之外，那些低能的人甚至是发疯的人也被送来工作，理由是如果一个疯子发作了，他也是在医院发作的。
我一直听着。医疗主管发言说他希望在中国的军队里创立首家模范医院。我赞同他的希望，并争辩到必须努力来解决这个纠纷，保证医疗服务的正常。我提醒他们注意那些西方科学界的先锋们的奋斗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称作巫师，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他们在中国的其它地方又能怎么样？我问他们。在多数的其它部队，他们将被迫与一种陈旧的体制作斗争，而且只能依靠向那些高官和政治家们磕头作揖来保证他们的职位。这些政治家总是说中国有足够的人力来进行持久战斗；有一支四川军队的司令员甚至拒绝了红十字团体的救助，说这样会“娇惯他的士兵”。
一位年轻的医生听着我的话，然后说：“你听起来就像是一位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秘书！”
我最后的请求是让这些医生们要求副军长项英——他们的首要反对者——召集一次会议来聆听他们的抱怨和计划。医生们听从了。只有一名医生以及一位实验室技术员最后离开了军队。我们剩下的人根据达成的协议一起工作着。在此期间，我差点毁了我自己的政治前途。但是医疗机构最后取得了胜利。副军长项英签署了一项命令，支持现代化的医疗服务及其组织与实践。并且在我的请求下，红十字医疗团队派出了两支机动小组来协助他们。
中国军队里第一个现代军队医疗机构最后被牢固地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