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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
当副军长项英和我交谈时，时间过得越来越慢，茶水也越来越凉。与他那些聚集起来欢迎我们的随从一样，项英是一位在革命运动中一直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大约二十年以前，他是一位工人，参加了工运，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最后成为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所受到的教育和培训都是在革命队伍里完成的。在1934年末，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指挥着留在江西的红军游击队。
他现在大约四十岁了，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社会革命运动塑造了他那严格而不屈的性格，并成为一个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人。他的批评者说他本质上就是阴险而狡诈的。
我不能忘记项英曾经与一位外国作家会面，其后这位作家的妻子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在与一位香港富商的女儿结婚以后就离开了共产党。另一个在此时流传的谣言，是说叶将军之所以从新四军辞职实际上是“因为害怕在敌后作战”。叶挺将军的名声就在这样的流言下被损害。我恰巧知道延安和重庆的共产党领袖被这些针对他的谣言所激怒了。而流言象毒药一般四处蔓延着。
然而，事情也有着另外一面。项英也是组织和训练新四军并使它成为敌后最有效以及最开化的军事力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他与我们四个人在司令部里的一张从横梁到地板那么大的军事地图前站在一起。在新四军的战场周围密密麻麻的红色圆圈标识着日军的驻地，让整个地图看起来象一张长满了天花的脸。新四军和日本人看起来象在彼此的边缘互相混战。
这个战争区域是一个狭长地带，沿着扬子江下游的峡谷南岸延伸五十到七十公里。日本人占领了扬子江及其北岸；而且在这片区域，日本人称之为“封锁区”或是基地，到处是交错纵横的公路网、河流、湖泊以及人工运河——这一切都是对敌人有利的条件，然而对游击战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不利条件。在南京和镇江周围都是平坦的平原，被河流、运河、湖泊以及上海到南京铁路沿线贫瘠的山峦和树林——这是片适合于那些装备了飞机和快速反应装备的入侵者的理想战场。山林和高山只是在扬子江另一边的芜湖总部那里才开始出现。
当新四军刚开始到这片区域时，日本人正在毫无忌惮的占领着这一区域。所有中国的抵抗力量，除了少数小的民间抗日组织外，都已经被消灭了；傀儡政府和军队已经在每一座城镇和乡村建立起来；日本人的汽车和坦克在公路上肆意滚动，日本人的船只在河流、湖泊、运河上巡逻；而且上海－南京铁路线也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
在1938年春天的一晚，一支新四军先锋队偷偷进入了这一“封锁区”，以两三个人为一组散布开来，飞速地在村庄之间穿行，调查敌人的位置、装备、以及动向。老百姓欢迎了他们，并秘密地保护了他们。在一个月内，所有先锋队的成员带着报告返回了总部。
战斗小组随后渗透了进来。“封锁区”陷入了一片混乱，游击队员在许多地方同时展开了战斗。同时军队的政治工作者走入村庄，开始组织民众加入抗战团体。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短期训练班被建立起来，教导平民们组织、教育、间谍、以及搞破坏的方法。
当我八个月之后到达此处时，军队已经进行了231次战斗，缴获了1，539支步枪，32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48支自动机关枪，50，000发子弹，22，738元日本银行支票，无线电，马匹，骡子，旗帜，地图，以及其它战利品。他们已经摧毁了大约200辆日本汽车和轨道装甲，13公里铁路，4公里公路，95座桥梁，以及13公里电力线路。他们捕获了38名日军俘虏以及613名伪军，因此而造成了敌人3，253名的伤亡。他们自己的损失是243名阵亡以及4，231名受伤。
除此之外，新四军还与当地的平民合作消灭了3，000土匪，这些土匪都是在日本人侵略期间涌现出来的。有些土匪受日本的资助专门骚扰乡下。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四军游击队消灭或战胜了大部分日本人“封锁区”内的伪军。这些军队和他们所护卫的傀儡政府，只能龟缩在高墙林立的城镇里，而在这些城镇里日军不得不布以重兵。敌人的汽车或船只只能依靠武装押运，而且不得不派出重兵护卫。当地的平民游击队，以前战斗的口号就是“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现在被新四军训练以后学会了“杀日本鬼子而生存”。而且某些傀儡们给游击队提供敌人的情报，以换取某种形式的生命保障。
项英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日本飞机在整个“封锁区”里散发的传单。其中一份是四幅漫画。第一幅是黑色身影的游击队员们正在夜晚破坏着一座桥梁，一个中国男孩在远处看着；接下来的三幅图画展示了这位小男孩跑到日本驻地去出卖他的同胞；最后一幅是小孩拿着支票在空中挥舞时满脸笑容的脸。
另一份传单看起来象一张支票，背后写着投降的过程；上面说游击队员们带着他们的步枪，在日本军驻地外两百英尺外停下来，然后挥动一支白旗。接下来必须将枪放在地上，然后举起双手，一个个地走近日本人的岗哨，接受搜身。在此之后，他们将享受荣华富贵！
我被告知，一个新四军连最近包围并占领了南京南部的一个集镇，在那里卖国贼正在准备欢迎日本军队的到来。被捕获的伪镇长被带到全镇民众的面前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并迅速被新四军枪毙；而那些伪军——都是被征召的农民或以前的警察——被送到后方进行再教育。在此期间，二十名姑娘和新媳妇被从一间“慰安所”带到伪镇长的面前，在那儿这些女人被锁起来，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伪镇长是当地商会的主席，他在审判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问题是镇上没有足够的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