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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需要“教材”
新四军的医疗训练学校最终开办了，首批从新四军训练营抽调出来的三十八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已经注册了。医生们和护士长杨小姐在常规的医院工作之余，每天花数小时来备课和上课。他们急需“教材”——首要的就是一副人体骨架。他们派出三位代表去司令部，向副军长项英和政治委员请求允许他们使用医院里死去士兵的尸体来在他们的课程上做演示。他们也争辩说他们自己也希望能解剖一些尸体，因为许多士兵是在没有明显的病因下死去的。
指挥官们很感兴趣，但是说不能这么做。只有当科学的态度已经在军队和老百姓中间得到认可时，解剖才可以进行。许多士兵是来自于当地，而如果他们或民众知道尸体会在医院里被肢解，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情况。而一个被肢解的人在来世就会没有前途。我自己就听到其它部队里的士兵在战场上割下日本人尸体的鼻子或耳朵，让那些敌人永远找不到安息的地方。
在与指挥官们争论时，一位医生说：“今天我的一名学生否认自己的小手臂上有两根骨头。另一个相信他有两副肠子，一副管大便，一副管小便。仅仅是理论上很难去教学。”
“我们将尽力为你们在战场上弄一具日本人的尸体，”一位指挥官回答。“军队不会关心你们用这具尸体来干什么。但是通常来说，日本人会带走他们死去的同伙。”
一天，一队担架队进来了，宋医生做了五次手术。宋医生是一位非常敏感而有才能的外科医生，有着艺术家般的双手和头脑。其中一台手术是大腿切除手术。敌后唯一的女医生章医生进行协助。她在训练学校里教解剖学。在手术后，一个护理人员准备将那条腿扔了，但是章医生阻止了他，嘴里大叫着“教材”之类的东西。她拯救了这条大腿，将肌肉切除，最后把它放在一桶装满消毒剂的油桶里。
过了不久，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被庭院里一个可怕的大叫声给带了出去。我们跑出来，看到一条杂种狗咬着一条切断大腿的一端，嗥叫着；而章医生则拉着另一端，竭力嘶叫着。我们帮她赶走了那条野狗，然后看着她带着她的宝贝走到了医院的主楼，将它放到一个除虱桶里煮熟了。
后来我看到了医疗主管刚刚成功地从上海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带来的新收音机。军队其它的接收器都是用作电报。因此当第一次听到来自于空中电波的声音和音乐时，一群群惊讶的士兵和老百姓都聚拢了过来。他们从四周打量着这台机器，充满了敬畏之心。最后一个农妇点着她那智慧的头脑说：
“这就是叫做科学的东西了！”
其他人尊敬地看着她和收音机。当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我一个人呆在医院的图书馆里。我跟着感觉调着频率，思绪已经跑到了无限远的地方。日本人南京和上海的电台跳到了我的面前，但是我跳过了它们，向更远的地方调去。从无限远处传来了报时的钟声，随后一个英语口音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说着：“这里是伦敦播音！”
我坐在那里几乎成了石头人。那个声音宣布将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而当音乐会开始时，我内心深处掩埋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感情爆发了出来，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正在那时，一支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向上一看，看到了章医生，满脸痛苦地扭曲着。
“我的大腿毁了！”她大叫着，而第五交响曲正在房间里回荡着。“我把它放在除虱桶里煮的时候，那个工人睡着了。水烧光了，那副骨头也被毁了！”
关医生出现在门口，听说着她的悲惨经历。“别担心！”他安慰她。“我有一个计划，但是我们必须保密。我打算去挖开坟墓，直到能找到一副能做教材的完整的骨头。你会参加吗？或者还是会觉得害怕？”
很显然，章医生很痛恨这种性别歧视，因为她扬起了她的头然后骄傲地回答：
“我以社会主义竞争的名义向你发起挑战！我会自己去那些坟墓里去找！”
当第五交响曲洋溢之时，他们制定了一个盗取尸体的协定，然后马上各自离开，带着铲子、麻袋和手电筒。
中国人的棺材都放在土地的表层，土壤仅仅是堆积在上面。盗墓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在关医生挖开了九个墓以及章医生挖开了五个以后，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婴儿的死亡率之高，因为许多坟墓都是婴儿的墓。有些墓里的骨架看起来没有用处，都已经被扬子江边的湿土腐蚀掉了。在他们盗墓过程中，关医生挖出了一副新四军战士的遗骨。因为肌肉还没有腐烂，因此关医生用一堆石头做了个记号，计划如果他们依然一无所获的话，一年后再来挖掘。
一天午夜，当我正在收音机边听新闻，章医生进来了，神秘地向我招手。我跟着她到了院子里。好像是在展示偷到的珠宝一样，她打开了一个麻袋，然后指着一堆骨头。
“她是我的无锡老乡，死于结核病。”她满心热情地说。“我能认出来是因为尸体被包裹起来，而且身体上的各个出口都被棉花堵上了。无锡人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疾病扩散。”
就在那时，关医生进来了，他的手上满是泥土。他带着行家的眼光挑剔地看着章医生带来的骨头，知道自己失败了。
“我赢了！”章医生欢呼道。“你欠我一顿饭！”
一个星期以后，整个骷髅都组合完成了，章医生将我带到了它的面前。她用铁丝将骨头组合在一起，然后整个捆在一个竹子做的架子上面。每块骨头上都带着一张小标签。这个东西已经不仅仅是一副骷髅；它已经变成了人类渴望掌握知识的一个简朴的纪念碑。因此，我们围绕着它走了一圈，对它进行评头论足。
后来，某天晚上，答应的日本人尸体也被送到了医院。它被带到了门诊部的大诊疗室。随着那些抬着它的人，还过来了一位从第三支队过来的男护士。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欲望。
“我们得到了你们的命令，为了科学而带来了一具日本人的尸体，”他告诉章医生。“我也跟来了。”
一个通讯员飞快地跑遍了附近的村庄，通知所有的医学学生。他们很快赶到，手里拿着笔记本。尸体所躺的木板的地上撒满了厚厚的石灰，而在它的周围用矮凳、长板凳、和椅子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演示场。明亮的乙炔灯从手术室带了过来，挂在了横梁上；一排放在桌子上的大玻璃瓶装满了酒精，预备着来装做“教材”的各类“样本”。
我很怀疑是否有科学家曾经经历过比这更加严肃的时刻，或是以比这更大的热情来投入他们的工作。医学学生们之前只学过些普通的知识或军事课程。因此，将他们重新召进学校进行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章医生和关医生，他们的白围裙闪闪发亮，站在平躺的尸体后面，章医生抬高她的声音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第一次实物教学。屋里甚至没有一丝沙沙的声音。
当午夜来临，我离开他们回到了我的收音机旁边，但是在来自遥远的美国、伦敦、柏林、孟买的声音中间，穿透着外面房间里的一位医生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