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处的地平线
虽然我曾经把欧洲看作一个中转站，但是现在八年已经过去了。有时我想，这些年的一半都被抛弃在风中了，而且还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但是在其它时候，我知道，我所得到的就像我所失去的一样多。我开始学会认识自己，如何赢回自己的健康。我已经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领域，知道了一些有关德国人民的事情，以及许多有关印度与印度人的事情。
我与Virendranath的结合于1928年初走到了尽头。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个人，而且是一个政治原则。对我而言，他体现了整个人类的悲剧。如果他出生在英国或美国，他的能力足以让他成为时代伟大的领袖之一。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与他生活在一起了。
直到1933年，我再也没有见过Viren。许多美好时光以及看起来是历史性的事件都一闪而过了。当希特勒正嚣张之时，Viren离开德国到了苏联，他被联系去了列宁格勒的科学院。当我到达莫斯科时，他过来看我。他最后还是变老了，他的身体又瘦又脆弱，头发很快变白了。重返印度的念头纠缠着他，但是英国只会相信他在火葬的柴堆所里留下的骨灰。自那以后，他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为了从他那里彻底解脱，1927年，我曾经在丹麦和捷克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我写了我的首部书，《大地的女儿》。这本书是重新定位我生活的一次绝望的尝试。在1928年，我重返柏林在大学教书。但是很快，当假期来临，我到了法国，在那里我制定了计划，先去中国然后去印度。
还在此前的两年，我已经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中国1922-1927年的“伟大的革命”已经因撞上了阶级战争的暗礁而中止。国民党分裂了民族的阵线，开始向共产主义者开火。许多中产阶级的中国革命家逃往欧洲和苏联。我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并在其中一个人的帮助下编辑了一本书。Virendranath在中国革命之后，试图将所有被压迫的亚洲人团结起来，而我也被牵涉了进来。德国生活的混乱，如今又添加了新的元素——中国革命；在此期间，我出席了柏林的集会，而在这些集会上来自不同派别的中国人和德国人拳脚相加。
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在共产主义者的主导下成立了，Viendranath是创建人之一。来参加联盟首次会议的印度代表团成员包括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会议在布鲁塞尔结束之后，尼赫鲁来到了柏林，在这我第一次碰到了他。他是一个从容的，不引人关注的人，与大多数印度领袖不同。他是如此的谦虚和沉默寡言，让人完全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政治领袖；然而他在印度年轻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的革命，对他影响至深。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已经被缴械了。这个主要的不同，正是甘地的追随者与武装斗争的号召者长期冲突的主题。Virendranath则是不屈不饶的武装斗争的号召者。
当我于1928年从法国重返德国，我在法兰克福麦恩河市短暂停留。在那里我碰到了《法兰克福报》的编辑，并签订了一个合约，让我作他们驻中国的通信记者。我一直被雇用到希特勒上台，然后这个古老的自由主义报纸被纳粹分子管控住了。
在离开德国的路上，我冒险地接受了一份我以前是一无所知的，没有任何经验却又富有责任感的工作。有时，有关这一新工作的各种想法会让我感到害怕。怀着复杂的悲伤与孤独的情感，我挥别了朋友，坐在火车上则告别了柏林，通过苏联，一路向中国奔去。
当我1928年看到莫斯科时，它与我在1921年作为印度代表团的成员所访问了六个月的城市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在1928年，我呆了不到两个月。在两次访问期间，我参观了学校、医院、工厂、剧院、电影院、以及流浪儿之家——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的收养所。1928年，我还参观了一些在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
在我1921年首次访问时，俄罗斯革命的“蔚蓝城市”时期刚刚结束，而普通劳苦大众的清冷而灰白的黎明刚刚开始。（the “azure city” perio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coming to a close, the cold grey dawn of undramatic hard labour was beginning.）在那时，坚强的红军战士身着缴获的英国军装，肩抗缴获的英国和法国枪支，正从南方的前线涌入莫斯科。他们已经将英国和法国资助的白匪军赶出了国门。
伏尔加河的饥荒刚刚开始，我看到数以千计的逃难者躺在铁路边和空空的教堂中睡觉。斑疹伤寒正在毁灭着伏尔加河地区。赫伯特•胡佛的慈善团体被组建起来，但是苏联人却疑忌重重。美国政府对于苏联的干涉以及胡佛在匈牙利的黑暗记录，让苏联人相信：正如在匈牙利一样，胡佛想利用救济来实现那些用武力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1921年，每个人都是破破烂烂的，但是却充满了希望和激情。浑身衣服满是破洞的男人们在座位上喘着气说：“无论如何，我们自由了。”一次，我的朋友们要离开莫斯科到德国去，但是火车头却径直朝东开走了；直到几个小时后，所有人才意识到乘客们还被遗弃在站台上。几乎没有电话能打通，没有能锁上的锁，没有准时开的火车。
总的来说，我访问了苏联的三个不同时期。长久以来，我就一直关注着那些流浪儿的命运。1921年，苏联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拯救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声明，并成立委员会来培养、治疗、以及搜救流浪儿童。联想到我自己的童年，这些流浪儿童的命运让我深有感慨。
苏维埃政府将所有的儿童都看作它的保护对象。几年过去了，我只能模糊地记起在流浪儿童委员会里上演的独有的场景。一位穿着普通的中年妇女，身材丰满，像母亲一样将她的手伸向一位衣衫褴褛的肮脏男孩。那位小男孩畏惧地向后退缩。耐心地，反复地，那个妇女向那个小孩微笑着，安慰着，爱抚着，最后慢慢地赢得了那小男孩的信任。
我到过许多教会，大教堂，以及修道院。这些都被改装成了儿童们的宿舍和教室。有些还装配了机械设备和工具，以便培养儿童建设性和纪律性地工作能力。所有的体罚都是被禁止的，小孩们甚至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审判那些扰乱他人的伙伴。
在1933-1934年间，我第三次访问苏联。我病得太厉害，只能通过嘴巴询问那些流浪儿的命运，而无法亲自去回访了。我听说苏联再也没有无家可归的儿童；而以前的那些流浪儿童都已成年。有些成为熟练的工人和技术员，有些是大学生，有些是红军里的军官或战士。一次，在高加索的一座疗养院里，我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一个曾经的流浪儿。在一处红军疗养院，我碰到了两个已经成为了指挥官的前流浪儿。从最真实的意义层面而言，这些人都会说：苏联是我的祖国。
许多外国旅行者都充满对苏联刺骨的仇恨，透过火车的车窗，只关注站台上那些衣着破旧的人。虽然这些外国人只是在莫斯科中转火车，他们就自以为成为了有关苏联暴政和专制统治的权威。当然，有很多让人伤心、悲剧性的事件在苏联革命之前和之后发生。但是我从未听说过那些高人一等的外国人批判白俄军队对俄罗斯人民所犯下的罪恶，他们也看不到在十月革命期间的外国军队入侵苏联的荒谬性。
我1928年进入苏联时所面对的景象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乘坐的火车曾经路过波兰，在站台上我看到穿着流行的波兰小姐，脸上化着妆，态度优雅，正向穿着讲究、身上戴着俗气的金色饰带的波兰军官们挥手道别。在其后，一个阴冷的十月天里，我们的火车停在了波兰－苏联边境线，我到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火车站。车站建筑风格粗旷，其外都是大圆木。在暗淡的灯光下，它看起来好像是直冲云霄，上面的一截都消失在黑暗里。在入口处，站立着一位高大的红军战士，他的灰色大衣直拖到地下，他高高的带着红五星的帽子在他的脸上留下了阴影。他的步枪枪托放在地上，刺刀比他的肩膀还高出一截。
他站着一动不动，而那高大、粗旷的建筑就矗立在他身后。远处，就是那灰暗的，难以穿透的无尽的黑暗。在那个黑暗的某处，我知道那里的人们正在与自然界最残暴的力量斗争着，来建立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为之孤立无援地英勇战斗的，新的世界。而在边境站台前，总是站立着一位士兵，沉着而冷静，警惕地面对着西方世界。在这个位置，我想，曾经站着那些创建我自己国家的祖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