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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能顶半边天
三月八日，事情发展到了一个高潮。这个日子通常在中国是作为国际妇女节来庆祝的，而山谷里的人正忙着在一座古老寺庙的大庭院里举办集会。男性领袖被邀请去集会上讲几句欢迎词，但是这是一个妇女的节日。寺庙庭院前排的座位都安排给了女性，而士兵、官员、和老百姓中间的男性都被邀请坐在后面。许多国家的女性科学家、作家、革命领袖的画像和名字在一张张的海报上向我们呼喊。许多海报都号召妇女“发扬南丁格尔精神”。
这天早上，蔡大妈带领整个妇救会去军队医院去给伤员们送礼。在到病房之前，她们给我带来了十个鸡蛋和一只小鸡。蔡大妈直率地让我告诉西方女性，中国的妇女们是如何努力来解放她们自己的。“你，”她说，“愿意到这来和我们一起吃苦，这表现了妇女的高尚而伟大的精神。”我被她的称赞深深地感动了。
我跟着妇女们到了医院病房，看着她们带进来大篮地鸡蛋、饼、以及半只宰杀的猪。她们的丈夫骄傲地抬着这些礼物走到走廊里，让伤员们看着，并不断地欢呼着。在此之后，妇女们聚拢来，唱起了《慰问伤员》的歌曲，告诉伤员们，他们是“光荣的男人”，他们“为数百万妇女和儿童而受了伤”。
这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时刻。在结束之后，我和蔡大妈她们交谈了起来。她们希望知道她们还能为伤员们做些什么，我便提议她们可以做枕头和枕套，每个枕套上绣上诸如此类的口号：“国家英雄”或者“为了最后的胜利”。她们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建议，然后我启动了这项运动，捐出了买布和丝线的钱。为了让她们不要感谢我，我告诉她们这是我的斗争方式，就像她们现在正在斗争中一样。
那天下午的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蔡大妈在刚上台时有过一阵惊恐，但是很快控制住了害怕，继续去讲妇女的权利以及她们在战争中的作用。在结束之前，她宣布妇救会将会铲除山谷里所有的罪恶，包括赌博、鸦片和好吃懒做。结束时，她说刚刚听到她的一个在前线的儿子受伤了。她说，作为一个在前线受伤的儿子的母亲，她感到很光荣，这让她觉得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
她正要离开讲台，却又停了下来看着台下。因为所有的士兵和指挥官都高举着枪向她致敬。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这位老太太缓慢地走下了讲台。
几天后，一个军队医生叫我去了对外门诊部。让我吃惊的是，老蔡大妈躺在担架上受伤了。我弯下腰去看她，而她则开始用微弱的声音给我讲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都是因为鸦片馆和赌场，她说。妇救会与男人们争吵着说要关闭它，当男人们拒绝时，她和其他妇女跟踪着去了赌场的窝点。无赖们大叫着辱骂她们。最后蔡大妈拿着一根巨大的棍子扫荡了赌桌，把钱和麻将牌打得到处都是。其他的女人开始一起做，而男人们则开始反抗，房间里一下子陷入了混乱。几乎每个女人都受了伤——蔡大妈伤得最重。
几天来整个山谷都陷入了骚动。父亲们，丈夫们，儿子们，士兵们以及指挥官们疯狂地四处奔走着。蔡大妈的病床前被一群妇女们围着，每个人都带着瘀伤，但是所有人都高兴地说着话。因为鸦片烟馆已经被关闭了，而张商人和那些大人的男人们都被抓了起来。“一个伟大的胜利——一个伟大的胜利”，妇女们不停地说。
老蔡大妈请求我：
“现在，美国同志，给美国的妇女救国会写信，告诉她们这一切。告诉她们我们的胜利，告诉她们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
我想我在答应时声音颤抖了一会，因为我想到了美国妇女——那些穿着时髦，被不知多少部电影愚弄得只相信“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妇女。我怀疑是否能有多少人会关注中国妇女们斗争和生活的环境。
蔡大妈返回战场以前躺了好几个星期。一天，我坐在床上向外看，发现她站在门口，一小群年轻的妇女跟着她——都带着笑容。我走出去，发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抗着枕头。每个枕头套上都绣着花鸟，而在中央都绣着我所提供的口号。其后，妇女们在病床前走来走去，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枕头。伤员的惊喜就是最大的回报了。
枕头太少了，因为又有几个伤员刚刚到达，包括两名日本战俘。在答应为两名中国士兵再做枕头后，蔡大妈从他们那里拿出了两个新枕头，给那两个日本人。在给他们枕头后，她对两个日本人发表了有关妇女权利的演讲。日本人尴尬地笑着，惊奇地看着她。
“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我对着一个医生说。“那位老太太让日本人躺在床上，而他们除了听她宣讲妇女权利以外做不出其它任何事情。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剂良药！正是他们所缺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