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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庄的故事
在1938年结束后，新年到来了，又一个漫长的年头开始了。整个扬子江峡谷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日本人成楔形向扬子江南岸进发，一支到了我们西边的五十军的阵地，另一支去进攻我们东边的山城南陵。几个星期来，南陵看起来在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下很难坚守住了。五十军的一个师通过了我们的山谷增援那座被包围的城市，而新四军的其它支队则不分白天黑夜地沿着江两岸去袭击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加入了他们的同志的行列。
城镇和乡村互相易手十多次，伤者被源源不断地送了过来。数千名老百姓逃到了后方，在政府的避难所躲避和觅食，或者在军队营地周围一家一家地敲门乞讨。当村子被夺回来以后，沦落到日本人手里的百姓被送过来治疗。他们有的被刺刀刺伤，有的被步枪打中，有的被达姆弹打中，有的人胸部的皮下被注射了空气，躺着不停痛苦地喘气。其他人因为被斩首而慢慢地走向死亡。
当漫长的战斗开始时，新四军的医疗主管飞到了上海，去那里的中国和外国组织里募集资金和药品。我写了份报告给英国慈善基金和美国红十字的特别顾问委员会。医疗主管很快回来了，收获良多，同时还给我带来了英国大使的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半数的钱我很快给了新四军的全民动员部；剩余的我们留下来给我们的山谷。
在阴历新年的黎明，日本人被打退了。当大炮的轰鸣声越来越弱，那些农民逃难者收集起他们的财产，将他们的小孩放在篮子里，开始返乡的行程。他们感到依靠公众慈善机构而生存是一种耻辱，丧失了他们做人的尊严。甚至是那些躺在医院的平民伤者也觉得没钱没家的人已经没有了任何权利——甚至是没有权利痛苦地呻吟。许多病人没有等到完全愈合就偷偷摸摸地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医院，为他们的贫穷而感到羞耻。
但是他们的家园已经毁了。所有的牲畜和家禽都被杀了，农用工具和厨房用具上的任何带铁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许多谷仓都被劫一空，逃跑的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食粮。人们没法用手去耕地，更何况，还需要一些谷子来做种。
我与新四军的医生们一起讨论，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我们那剩余的一千美元来帮助那些难民。在医院的附近矗立着一座古庙，庇护了十五个逃难家庭；而在它的外面，有一块没有用的土地，当地的朱姓官员（也是这块地的地主）免费让我们使用。医生们想出了一个成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团的计划。他们列出了一张所需要的农用工具和种子的单子，然后把计划摆到了农民们的面前。他们告诉这些逃难者，女人（没有疥疮的）可以到医院洗床单和衣服以及做绷带挣钱。士兵们可以教一些人去编织草鞋、竹篮、席子、以及扇子，而且医院负责每个人的健康。
逃难者中妇女都遵从风俗沉默着；而男人们则在长长的思考之后，问他们要为这些钱付多少利息。医生们告诉他们不要他们的利息，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盈利了，这些节余必须被用来接济其他到达这里的逃难者。男人们怀疑地听着，其中一个人突然说这块土地是因为军队在这里才是免费的；当军队走了以后，地主不但会要租，可能还包括现在拖欠的租子。医生们提供了朱老爷的保证书，但是农民们说军队走了以后那就是一纸空文。尽管如此，他们最后还是决定留在这里等到那一时刻的来临；在鬼子在扬子江峡谷里被赶走以后，他们总是要回老家的。
当所有人都同意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你们的种子和工具都太贵了。我们能买到更加便宜的。而且你们为什么要种西瓜?豆子更加好；西瓜只是味道好吃一点。”
医生们对此有些尴尬。我们只想到改善我们的食谱，让其中多一点大米、白菜，以及偶尔能来一点猪肉。但是农民们只在过年时吃猪肉，而西瓜对他们来说是太奢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