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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庄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农民仔细地听着整个讨论过程，然后回答，十五个家庭如果联合起来，以后分享收成，可以花费更少。他们一起可以买一两头水牛来犁田。他们甚至可以买猪；而鸭子比我们单子上所列出的鸡更加便宜，因为当鸭子成熟的快，而且在一定时期后，他们就可以自己觅食了。他说，他们也要去检查下这里的土地，看看那种作物可以种植。这块地是山地，大米是不用考虑了。
医生们感觉自己就像是笨蛋一样，最后将整个计划交给了农民自己。第二天，一群农民翻过了山，感受着土壤，一边摇着他们的头。当他们完成后，五个人来到了医院。他们极大地减少了我们的预算，宣称有三个团体已经准备第二天早上出发了：一个到南边的集镇上去买农用工具；另一个到南陵去买最好的种子；而第三个去买骡子和猪，顺便让一位鸭子商人为他们孵化一千个蛋。他们可以以每百只五块钱的价格来买小鸭子。
他们将我们给他们的每一块铜板都计算的清清楚楚，说他们没有必要去花钱住旅馆。农民总是能在其他农民的家里找到住处。但是他们每天需要十分钱来买吃的。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已经建好了自己的集体农庄。他们中的妇女到医院来检查，那些没有疥疮的开始到医院做绷带或是做洗护工，而其他人则开始在医院进行治疗。军队派出士兵教他们编织凉鞋。医生们将农庄留给那些男人，但是坚持要为他们安排平衡的食谱。男人们反对每个星期吃一次肉的奢侈计划，但是医生们坚持这么做；当农民们离开后，两个医生已经开始规划着一座模范农庄的草图，里面有一个孩子们的学校，一个澡堂，以及一个洗衣棚。
一个年轻的象公牛一样强壮的农民，脸上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被选为农庄的管理者。他正在实行一个耕种的计划。正是他翻过山头与我们进行所有的谈判。
当实施模范农庄的时间到来，几十个农民在山上漫步着，最后在那片土地的中央选了一块高而干燥的地方。我们看着村庄从晒在太阳下的土砖到第一座稻草顶的房子。当稻草屋顶被放上去时，他们留下了一个空的地方，以便让土灶里的烟可以排出来。他们对于我们在外墙留一个窗口的革新表示了质疑，但是我们坚持了下来。
宽阔地里的蚕豆、豌豆、南瓜以及红薯正在茁壮成长；其后我们又推广了一些土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而也非常不喜欢。当我们解释菠菜的营养非常丰富时，他们同意种植了。为了照顾我们的面子，他们甚至种植了一片西瓜地。母水牛花了一大笔钱，因为它肚子已经带了崽，但是我们将水牛关在围栏里，不准它睡在屋子里。男人们裤子卷到膝盖，身体半裸到腰，在地里不断地耕作着；他们的身体呈黄褐色，既强健而壮美——而且身上没有疥疮。我由此发现了有关疥疮的新理论，整天有学问地谈论着食疗的方法。
小鸭子被装在大篮子里运了过来，看鸭的老人和小孩在池塘边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矮草棚，地上铺满了稻草，然后围起了一道土堤，以便让小鸭子能在正常在池塘中游泳前给它们以充分的锻炼。在紧接着草棚的旁边，是一个让老人睡觉的矮窝棚。因为小鸭子太小了，老人必须日夜照看它们，以免它们堆挤在一起取暖。跟着在一根前端吊着一扎青草的长竹竿，小家伙们四处散开，成群地向前走去。很快小鸭子长大成带着长脖子的瘦长生物，不一会就能被带到溪流里自己去觅食了。
对于成人的“文化”培训以及小孩的教育也在军队全民动员部派来的一位女教师的带领下展开了。很快我们开始谈论在农庄成立的编织协会。在一次去泾县的路上，我发现很多逃难的编织工人说，他们可以自己买八块钱一架的织布机。
我们开始与农民谈起编织工，他们还是在出口说话前考虑了很久。他们想到编制工需要新的房子，需要钱来买织布机和丝线，还有在布卖出之前，必须有足够的钱让那些编制工的家庭能维持生计。他们也谈到买梭轮，并从泾县地区买棉花。对他们的讲究实际的头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很显然，我必须写信去申请更多的钱。
医生们和我考虑在扬子江下游建立其它的难民中心，但是训练组织者是必须的。这个地区有200，000无家可归的难民，但是英国慈善基金和美国红十字的特别顾问委员会会赞助这比费用吗？他们给教会工作者巨额的资金，虽然教会只是庇护和周济难民。中国人的事业他们很少资助。我作为一个传道者是不合格的，而且我与中国军队的联系也让我失去了资格。我提出了申请，其后又到了一笔小钱。但是整个数目从来没有超过五千块钱，而且其中有一些还被医院用来买纱布。
当没有耕种时，合作社的农民抽时间来为医院或军队做各种工作。当战斗打响时，他们选出最强壮的人送军火到前线，然后带回那些伤员；这让他们每天赚三十分钱。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山谷里最强壮的老百姓，能比任何人都挑得更多。想到“新食谱”的作用，医生们满意地笑了。
合作社的农民用土砖、钢筋、以及竹子为医院建立了除虱站。在我离开到新地方之时，正是收获之前，整个农庄只剩下八十元钱；但是新的作物和鸭子都会带来一笔相当的收入。医院开始买鸭子来给伤员们吃。
也在那个时候，我抄下了农庄的帐单然后将它送给上海的英国慈善基金。一年半以后，当我达到重庆，英国大使派他的车来接我。对我来说，好像有一个世纪过去了，但是英国大使却没有忘记，仍然微笑着谈论着它。他问我，能不能替农庄花一些钱，我说当然可以。
